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如何应对谣言的？

　　有读者看完《青年毛泽东是怎样应对谣言的？》（载《党史博采》2025年第6期）后，向笔者建议说：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青年毛泽东是怎样应对谣言的？》只写到毛泽东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对一些流行谣言的纠正；是否可以简要介绍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如何应对谣言的？这个建议很好，兹参考《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等权威文献，按编年的方式梳理分析相关资料，以飨读者。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分析抗日战争当时面临的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经济上的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为民族失败主义者、汉奸、亲日派所利用，以证明中国之不能抗日，以便利于他们的投降妥协。此外，这些困难使抗日派内部一部分人发生动摇与失望，觉得抗战的无办法与无出路，同时他们又为亲日派分子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的谣言所威吓。换言之，亲日派分子造作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谣言，用心恶毒，影响抗日派内部的团结，值得警惕。

　　1937年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放出和平烟幕弹的真实目的，敏锐地注意到：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简言之，毛泽东提醒人们要警惕汉奸卖国贼散布的和平、投降的谣言，避免上当受骗。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刊登于1937年10月2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翼集团、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进行了分析。在分析右翼集团的表现时，毛泽东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对这些不利于抗战大局的谣言，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1939年12月27日，《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对这一恶毒的谣言，毛泽东针锋相对地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的十点要求》中，明确提出取缔特务机关的要求。他写道：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周兴、来俊臣是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刘瑾是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是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毛泽东将国民党的特务与历史上背负恶名的周兴、来俊臣、魏忠贤、刘瑾等联系起来，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谣言之大本营。

　　1940年5月31日，新华社奉命辟谣，驳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的谣言。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即皓电）。电报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精神，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到长江以北。这个电报即佳电，由毛泽东起草。在佳电中，毛泽东写道：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佳电提醒何应钦、白崇禧等要兼听则明，不为汉奸等造作的恶毒谣言所误导，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消耗、让日本帝国主义得利（即我为鹬蚌，敌作渔人）的恶果。

　　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他强调：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针对这些谣言和污蔑，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1941年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的反共谣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应付办法：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

　　国民党不仅制造关于八路军的谣言，还制造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谣言。对此，毛泽东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进行反驳。1944年7月14日，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194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年。毛泽东对胜利前夕流行的一些虚假谣言，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驳斥。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指出：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一方面指出这类谣言得以散布的现实根基，即英国、美国、苏联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在英国、美国、苏联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毛泽东的基本判断和主要理由是：在英国、美国、苏联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总结抗战经验、回击反动派制造的谣言的任务。他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由于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以及我们自身没有对抗战的经验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毛泽东号召：党的七大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论联合政府》

　　总结起来说，抗日战争不仅包括军事实力的比拼，也涵盖舆论领域的斗争。从本文梳理可以看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谣言的主要来源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中国国内的亲日派分子（汉奸、投降派），以及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他们制造的反共谣言，用心恶毒，不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形形色色的谣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这种驳斥和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相互配合，有力保障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重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应对谣言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解决挨骂问题、努力争取国际话语权，也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