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梦：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和经典传承

在传统史学叙事中，中世纪的社会进步性与文化创造力长期被低估。值得关注的是，8—13世纪广袤的西亚及环地中海地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等多个群体接续推动了一场此起彼伏、绵延日久的跨文化翻译运动，不仅使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经典作品得以传承，促成不同文明间的深度交融，还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学术与思想基础。今天我们重温跨文化翻译运动所呈现的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阿拉伯帝国的经典翻译

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经历四大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的持续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到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时，基本停止大规模军事扩张，对社会各群体采取宽容态度，推动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转型为多民族融合国家。在此背景下，继承古典文明遗产成为构建帝国文化体系的重要手段。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的活动始现于民间，后来逐渐发展为宫廷主导下的文化工程，至第七任哈里发麦蒙时期达到鼎盛。这一运动持续百余年，被后世称为“百年翻译运动”。

832年，麦蒙在巴格达建立“智慧宫”，兼具图书馆、档案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等职能，内设希腊文、叙利亚文和迦勒底文三个部门，广泛招募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祆教徒、萨比教徒等进行翻译。到9世纪中叶，波斯文、希腊文、阿拉米文、梵文等书写的千余种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古籍被翻译为阿拉伯语，涵盖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法学、地理学、数学等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书信集》、盖伦的《论自然能力》《论解剖学程序》，以及罗马法律文本、《希伯来圣经》希腊译本等。

“百年翻译运动”对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影响显著。正如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所言：“阿拉伯人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翻译和汲取希腊的艺术、科学，而在于他们对希腊文化作了大量的增补并有所发明创造。”这种创造性主要体现于对古籍抄本的搜集与选择、不同版本的对照与校勘、更正与补遗、著录与阐释等，从而融入译者的学术思想与价值判断，形成新的知识体系。10世纪以后，翻译运动因阿拔斯王朝的衰落而走向低谷。

犹太人的跨境知识中介

中世纪犹太人长期散居于环地中海的“希腊-拜占庭”“阿拉伯-伊斯兰教”和“拉丁-基督教”三大文化圈，频繁的跨界贸易和人文交往使其深谙不同文明的文化属性，自然而然地担当起跨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

犹太人于公元4世纪就在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后历经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的统治。犹太翻译运动活跃于10—12世纪，一方面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原著翻译为阿拉伯语并进行注释，例如医学家哈斯代·沙布鲁特组织拜占庭和犹太学者翻译罗马药学先驱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另一方面，犹太人将阿拉伯语的文献翻译为拉丁文、希伯来文，例如科学家伊本·埃兹拉将阿拉伯科学家伊本·穆萨对花剌子米天文历表的评注翻译为希伯来语，后来成为向拉丁欧洲传播的孤本。此外，犹太人还在文献的多语种“转换”中发挥作用，例如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继承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智慧，用阿拉伯语撰写《医学箴言》，后来又被法国犹太翻译家译为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等。12—13世纪，犹太学者传承“百年翻译运动”的遗产，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等地，形成活跃的学术与翻译中心。大量希腊语、阿拉伯语经典被译为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代表人物如维罗纳的希勒尔、沙巴泰·本·所罗门和伊本·蒂班家族等。

延续三个多世纪的犹太翻译运动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相对宽容的政治氛围、散居群体特有的流动性与跨界网络，以及根深蒂固的犹太崇智主义传统。他们主要聚焦两类著作：一类是涵盖哲学、科学与律法的“智慧之书”，另一类则是以文学为核心的“美学之书”。犹太学者还致力于将希腊、罗马、阿拉伯的文化元素融入犹太文学与诗歌的创作中，展现出跨文化融合的学术视野。

基督教欧洲的知识回传

在基督教世界，对古典传统的追溯也从未停息。108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教中心托莱多。12至13世纪初，在雷蒙德主教及其继任者的大力支持下，聚居在托莱多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以及慕名从西欧、环地中海区域而来的学者共同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托莱多翻译运动”，把阿拉伯翻译运动中成型的大量典籍翻译为拉丁语。托莱多的翻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化、团队化特征，注重多语种、多文本的比对与互证，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连同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注释一起译为拉丁文。“托莱多翻译运动”通过搭建集传承、生产和传播于一体的平台，把已经在不同时期融入东方智慧的希腊罗马经典回传给欧洲，推进欧洲的科学革命与文化复兴。

与托莱多一样，中世纪的西西里岛也是多元文明共存之地。12世纪中叶，翻译家们将西西里岛上保存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经典翻译为拉丁文，特别是从希腊语直译托勒密的《至大论》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13世纪末以降，拜占庭人向欧洲传播未经阿拉伯文化中介“过滤”的希腊原文经典，向文艺复兴提供最“纯正”的文本来源。不同路径的翻译活动共同构成欧洲知识复兴的多源格局。

经典传承与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是一项超越宗教与族群藩篱的宏大文化实践，不同时代的翻译家们超越历史空间，构建起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学术根基和思想源泉。

首先，经典得以传承。一般认为，古典学术的研究范畴包括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的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知识成果。4—6世纪的日耳曼人大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文化系统，诸多图书馆与古典文本遭到毁灭性破坏。进入中世纪后，持续的战争与动荡导致古典文献大规模损毁与散佚。虽然欧洲的修道院、主教座堂以及私人收藏保存了不少古典作品，但体量有限，难以满足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需求。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保留了大量在基督教世界失传的经典，赓续了古典文脉。

其次，学术得以繁荣。中世纪拉丁世界的教育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古典文本回传之后，激发了知识阶层、王公贵族、富贾商客的巨大热情，以至于拥有“书籍与建筑”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时尚的追求。被誉为“文艺复兴教皇”的尼古拉五世曾提出三大愿望：恪守教皇之职、重建罗马城、复兴古典学术。他广泛搜集采购流散于欧亚各地的希腊与拉丁文手稿，在梵蒂冈设立大规模的抄写与编辑工坊，系统开展典籍的誊录、校勘和翻译工作。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造纸术日益普及，大幅降低了书籍制作成本，为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创造条件。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浪潮中，欧洲社会也对东方文明产生浓厚兴趣。学习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显学。古典文本的系统整理与研究还促生现代大学的产生，推动整个拉丁世界的文化觉醒与复兴。

最后，思想得以融合。翻译经典的回传，促进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交流。来自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人是万物尺度”的人本精神与批判思辨，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神本思想构成根本性冲击，也催生基督教内部的自我反思与神学辩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数学与科学、希伯来文化中的伦理与社会秩序观念，罗马的政治法律与建筑文化，波斯帝国的学术体系与艺术风格等，都同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产生深度交流、互动和融合，构成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