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柏先生走了半年多了，提起笔来回顾五十多年来与他的交谊，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第一次认识他的情形还印在我的脑子里，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但恍若昨日才发生的。1956年岁末，我从北京来南开探望父亲郑天挺先生。为了庆贺新年，承柏的父亲冯文潜教授设家宴款待我们，席间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以及正在南开历史系读书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那天，在他们家第一次见到了承柏，他的热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此以后，我们就慢慢开始了交往。
我们的父辈就是好朋友。抗战期间，冯文潜教授和郑天挺先生都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大多数教授都是独自一人，家属都不在身边，相互往来很频繁。冯老与郑老住地很近，过从甚密，几乎每天见面。冯老留学欧、美十一年，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很深邃，很博得郑先生的赞赏。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冯老回南开任文学院院长，郑先生回北大，仍任秘书长及史学系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方面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1952年，高校教师先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然后按照苏联模式，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教师也进行了很大的变动，郑先生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系主任。这样，郑老与冯老又可以经常见面了。我母亲去世很早，我们子女四人又都在北京，郑先生仍和西南联大时一样，是只身一人来津的。当时南开住房条件极差，郑先生住在杨石先校长家内一间十七平米的房子里。自已无法开火做饭，只能去职工食堂吃饭，有时开会晚了，还有无饭无菜的时候，生活十分不便。冯老就经常邀郑先生去他家里吃饭。
1955年，我在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今属中国社科院）工作，每逢假日都要来南开看望父亲。冯老夫妇知道后，亦必设宴招待，一起热闹热闹，聊聊天，很是开心。每次承柏都相当热情，与他很聊得来，我们也就越来越熟悉起来了。
为了照顾父亲，1963年初，我和妻子傅同钦都调到南开历史系。不久，承柏兄亦来本系工作。我在明清史研究室，他在美国史研究室（1964年后）。当时是坐班制，我们每天都去办公室上班。这样几乎每天都可以与他见面了。每逢课间休息，我们一起打打乒乓球。下班后，经常一起去工会打球、玩扑克、聊天，其乐融融。不久，“文革”开始了，这样的氛围就被打破了。
“文革”初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承柏与我都分在了“中间组”。中间者，即介于革命群众与“牛鬼蛇神”之间。“中间组”的组长是个不到五十岁的老教授，一位好好先生，什么也不管。副组长是位“钦定”的“又红又专”的中年教师，他虽不时用“左”的一套吼吼人，但也为时不长，形势就变了。
到了1966年10月中旬后，“中间组”的人也有某种逍遥。因为当时红卫兵不管，革命群众也不管，我们倒也有某些自在。承柏和我也可以到校外看看大字报，甚至骑车到外面跑跑，有时去塘沽，还有一次甚至要去北京。记得那次去北京，是承柏、刘泽华和我三人准备骑车进京。骑到蔡村时，突然刮起了风。风很大，我们逆风而行，非常艰难。当时，承柏的身体很好，无所谓。我和泽华则主张不去了，承柏听从我们的意见，也就与我们一起打道回府了。后来大家又一起去过王庆坨、胜芳等地。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我们倒也寻得几分自在、几分逍遥，也算是苦中寻乐吧。当时承柏身体很好，1969年他由河北完县骑车回天津办事，来回三天，行六七百里，一点没事，还受到了工宣队的表扬。
我和承柏的专业不同，但他对我的帮助很大。1981年，我给研究生开了一门明代土地制度的选修课，主要是讲明代的庄田。我把提纲给他看，向他请教。提纲中列有明代的官田与民田、明代的庄田引发的赋役关系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明代庄田的特点及经营方式等等内容。他看完想了想说：“应当加上明代庄田制与西方庄园制比较一题。因学生学世界史时，对西方庄园制多有所了解，而对明代的庄田却了解甚少，如能分析二者异同，就更好了。”他还向我讲述了西方庄园制的特点和他的看法，使我受益匪浅。1986年，我去荷兰参加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召开的17世纪东西方贸易交流的学术讨论会，写了一篇郑成功海上贸易的文章，会议要求一篇英文论文摘要，而我的英文不行，只好向他求助。当时他很忙，我不便更有他求，只说请他弄个一两千字的英文提要就行了。不料他却利用一个周日的时间，帮我把文章译成一篇五六千字的详细的英文节录，因稿子字迹十分整洁清楚，我都未打印，就把它复印几十份，寄给大会会务组了。他这种助人为乐、急人所急的精神，使我万分感激和钦佩。
承柏对人对事一向热情。1980年，傅同钦由历史系古代史组转入并筹办新成立的博物馆专业。承柏原本对博物馆学很有兴趣，不久，承柏从家中寻出几十本有关博物馆学方面的专业书，供她教学之用。
承柏为人聪明，学习刻苦，研究用心，分析能力强，看问题有独到见解。1981年至1983年，他去美国进修美国史，收获极大。但回国后，他却说：美国的美国史资料那么多，研究的问题又那么细，看来在国内研究美国史是相当困难的。不久，他就转到了博物馆专业去了。我觉得他的说法有道理，但也为他中途遽然“改行”感到惋惜。
承柏的行政能力亦强。不论是在历史系、社会学系、教务处、校图书馆等单位的领导岗位上，他都干劲十足，忘我工作，得到大家拥护，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可惜他最近这些年，身体欠安，使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承柏离开我们半年多了，他对人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07年9月
(原载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编委会编《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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