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臻：毛主席领导中共破除迷信国际思维的重要探索——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

1960年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回忆到西安事变时表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成为中共实际领导核心，是1935年遵义会议中共独立自主的选择，而非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联共（布）批准广州暴动电报、192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左”倾指示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宁都会议否定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决定的肯定性回应，都是共产国际错误干预中国革命的重要体现。深感国际“左”倾路线危害严重的毛主席，早在1930年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成为中共实际领袖之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的抵制呈现了越来越多、逐渐明显的趋势——西安事变后中共对张杨和蒋介石的政策、中共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皖南事变后中共对季米特洛夫忽视斗争意见与崔可夫“适时让步”意见的否定、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对苏联“挺进南满，向关东军发动进攻”错误意见的委婉拒绝，都是中共反对共产国际错误意见的重要案例。其中，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决策，就极大彰显了独立于共产国际意见以外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

中共到达陕北之后，对张学良、杨虎城就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在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的努力下，张学良、杨虎城愿意与中共合作抗日。然而，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并亲自在日记表示“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也。”（《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面对蒋介石继续坚持内战，为强迫蒋介石抗日、使其为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付出代价、向全国人民表明抗日决心与勇气，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统战张杨持全盘否定态度：“报告表明，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邓发本人就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过来的,他个人去过张学良那里，并认为张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忠实拥护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26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但是，如果没有中共对张、杨的统战，迫使蒋介石答应抗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不可能发生。中共拒绝了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警告”、对张杨开展统战工作，是扭转历史方向、压迫国民党集团转变的关键一招。

1936年12月14日，苏联发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毫无根据地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攻击，并对蒋介石过分吹捧。他们表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七卷》：《中国发生事变（<真理报>社论）》1936年12月14日）苏联的这一表态，对我们中共的政治信誉和处境来说是危害极大的。在国民党集团看来，中共和苏联就是“命运共同体”。苏联这一表态令张学良起初对中共产生了严重误解。据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宋黎和刘鼎回忆：“张学良从当天苏联广播中获悉两报社论的内容后，曾激愤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质问刘鼎:‘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人的挑动，持反对意见?’”（张士义：《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63页。东方出版社）苏联不与中共做丝毫商议的错误表态使中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信誉危机，使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怎样维护中共的政治信誉同时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压迫国民党集团接受抗日统一战线？

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12月14日就迅速做出了与苏联错误意见划清界限的决定。于是，中央军委主席团在12月14日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明确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明确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基本方针——联合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抗日的表示。之后，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2月15日就迅速发表了与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态度、坚决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推动抗日的义举、向国民党通电表示：“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6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一系列补救措施，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做了截然不同的表态。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其提出的几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措施，绝大多数都是中共15日早就提出的，唯有“不要明说联合苏联”与毛主席15日点的措施不同，根本没有任何流传甚广的谣言中所提到的“杀不杀蒋”的问题。但是，在这封单独致中共的电报，共产国际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鼓励日本的侵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26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这一观点被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由于电报乱码，中共在16日并未收到苏联的这一电报，直到20日才收到这一电报。西安事变给长期顽固坚持内战的蒋介石集团带来了严重压力、迫使国民党集团做出了停止内战与抗日的表态，这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抗日事业的巨大贡献，是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日本侵略的。西安事变后，“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着手和平营救蒋介石。为此，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当晚在张学良陪同下见蒋介石，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为了早日获释，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339-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日本方面，更是深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义举对中国抗日有大利。所以，后来12月21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接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希望阻挠已经由于西安事变的催动基本水到渠成的国共合作。但是，由于电报乱码，中共在16日并未收到苏联的这一电报，直到20日才收到这一电报。

即使未收到这一电报，中共通过苏联报刊媒体，已经了解到了共产国际严重危害中共政治信誉的态度。16日，毛主席致电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向张、杨表现了充分的合作诚意，希望他们对中共充分放心。同日，主席致电阎锡山：“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进一步表达了与张杨同仇敌忾的立场。12月17日，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的敏锐决断与周恩来的雷厉风行相得益彰，使张杨认清了中共态度与共产国际根本不同、逐渐对中共放下心来。

苏联16日单发给中共的电报表明，吹捧蒋介石与污蔑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并非苏联不得已而为之，而是他们打心底里拥蒋、反张杨。但是，由于中共并未及时收到苏联16日电报，19日，张闻天同志曾为苏联辩护说：“苏联的舆论，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造谣，只能这样说。”“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张士义：《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67页。东方出版社）。张闻天同志的辩护显然是牵强的。首先，苏联可以反日，但不能以造谣抹黑张杨义举的方式来与日本对立，而应以客观事实驳斥日本。苏联以造谣的方式回击日本，反而会授人以柄、被人攻击为“心里有鬼，所以无根据扣帽子”，从而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这对他们自己都不利。其次，苏联这种舆论，不仅对局部不利，而且对全局不利——作为中共的盟友，苏联以造谣方式攻击西安事变，甚至使中共政治信誉受到了张学良的短期怀疑，一旦中共与张杨关系恶化，做梦都想灭掉我们中共的国民党集团再以离间计动摇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内战将持续进行、抗战将遥遥无期、日本更会趁虚而入——如此，对于全局、对于苏联自身的“远东大后方”安全，也是有严重威胁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毛泽东传（一）》，第42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毛泽东传（一）》，第42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苏联对张杨的无端攻击与对中共统战张杨的正确政策的抵触，完全是草率、鲁莽、缺乏充分调查却偏要下决定的应激之举。

也是在12月19日会议上，毛主席对局势做了透彻分析：“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如主席所说，光明一面虽然被黑暗一面掩盖住，但是我们只要大力发扬西安事变光明的一面，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一契机顺利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主席再次明确了基本方向——联合张杨、向南京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继续坚持中共、张杨“三位一体”。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清晰指出：“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日，主席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也表示：“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正是在要求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精神鼓励，特别要求周恩来主义争取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站稳抗日立场。

12月2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周恩来表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邠县（今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一线。并建议中央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3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日，毛主席致电潘汉年，表示：“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2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也收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其中的内容包括“承认西安的抗日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3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不仅表示了联合张杨、对蒋施压的态度，而且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主席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让步的对策，与共产国际吹捧蒋介石、丝毫不强迫蒋介石、甚至为支持蒋介石而与张杨对抗的错误对策是根本不同的。主席逼蒋的办法是符合实际的，而共产国际贬张杨、抬蒋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

西安事变及其最终和平解决，为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主席在12月27日总结中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3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对西安事变革命意义的肯定、对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政策的坚持，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态度根本不同，体现了他高度独立自主精神与中共自觉维护政治信誉的精神。1937年1月24日，主席再次指出：“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4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敏锐指出了西安事变后中共制胜的关键——坚决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施压，不与共产国际错误态度合流。

西安事变十年后的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纪念西安事变的讲话。周恩来表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却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65-266页。人民出版社）周恩来的讲话全文，在12月13日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