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以廉臣化名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首刊于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该书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此后以不同题名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出版并流传开来,对宣传红军长征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共产党人开展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该报又是如何宣传《见闻录》的?近30年里,陆续有学者提出,《见闻录》曾刊于《救国时报》。此说法有无依据呢?兹作梳理与探讨。

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封面
《随军西行见闻录》刊于《救国时报》的有关说法及其疑问
目前有关《见闻录》曾刊于《救国时报》的观点与内容,虽其表述不一,但均肯定了曾经刊载过的事实。
其一,明确到了具体年月甚至日期。其中,大部分认为是从1936年3月开始连载,如有关论文提出从1936年3月开始,《救国时报》等刊物相继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注明‘廿四年(按即1935年)八月于沪滨’。1936年3月开始,《救国时报》等刊物相继连载陈云撰写、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有关著作称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另有研究提出1937年7月30日,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兹不过多列举。
其二,没有指出刊发具体时间。如称《见闻录》首次在中共于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连载,或称《救国时报》介绍红军长征情形还刊载了廉臣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杨定华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
上述说法尚存在一些疑问。其一,几乎没有明确的史实依据。《见闻录》篇幅3万多字,如《救国时报》确实刊载过该文,那么究竟在3月里还是从3月开始,一共连载了多少期次?刊于3月份或是其他月份的哪期、哪个版面?刊登了文献全部还是部分内容?目前有关研究均仅提及,无更具体内容描述。而笔者经查阅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出版的《救国时报》合订本(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九三八年二月)信息(其中缺号第42—44期、第46—50期,共8期),并没有发现《见闻录》(或相关题名)的内容见载于该报的记录,包括1936年3月或其他时间段里。至于1937年7月30日之说,查该报1937年7月20日、25日、31日,8月5日、10日分别出刊了第112、113、114、115、116期,这几期出刊无断缺,但并无1937年7月30日出刊期次,遑论刊载。因此,上述诸说皆无法得到确证。
其二,有学者在有关情况介绍时曾引用夏衍的回忆称,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但是据夏衍本人回忆:1935年的他确实一度苦闷,因华北事变后一方面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而大约在10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不是一般所说的《救国时报》)。在1935年10月1日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由于这个文件是8月1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夏衍明确说阅读的是1935年10月1日的《救国报》,特地用括弧作了说明不是一般所说的《救国时报》。他看到了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并没提看到《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刊载的信息。
《救国时报》对《随军西行见闻录》的重视与宣传
《救国时报》对《见闻录》确予重视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
其一,介绍《全民月刊》要目。《救国时报》最早刊载廉臣与其著作信息的是1936年1月29日第一版刊发的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实际出刊时为第一卷第一、二期合刊——引者注)要目,其中社会写真一栏有《西行随军记》一文及作者廉臣的信息。此时,《全民月刊》第一期尚未出刊,故《救国时报》此举是为其作宣传预告。2月4日,该报再次重刊这一信息。上述《西行随军记》一文即为《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所刊及读者来信所称有不同题名,如《西行随军记》《西行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录》等)。其后4月5日、10日的《救国时报》又先后两次刊发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三期要目,《西行随军记》一文标题已改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一续),仍注明作者为廉臣。6月25日的《救国时报》刊发全民月刊第一卷第四期要目,再次列出《随军西行见闻录》(二续)及作者廉臣的信息。此后,《救国时报》对《全民月刊》第五、六期要目介绍依旧进行,但已无《见闻录》的信息,说明《全民月刊》已要完成连载。
其二,刊登读者阅读体会。《救国时报》设有读者通讯一栏,刊登读者的阅读体会或关于时事问题的提问。《见闻录》自刊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1936年12月10日的《救国时报》刊发的读者来信称,希望贵报以后对于救国文艺(短篇小说、词歌等)能酌量多载,因此最能通俗,最能鼓舞爱国之情绪也。此外,希望多登载关于苏区及红军的各方面的消息,顶好是如贵报所载之《江西苏区回忆录》及全民月刊之《西行随军见闻录》一类的轻松的游记随感式的文章。此类文章,以弟所知,最为一般读者所欢迎。1937年7月25日,该报又刊有其他读者关于《见闻录》阅读体会的来信:前读全民月刊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录,兴奋得——恕我夸大一点,真有睡不入梦、食不知味的程度。对此,《救国时报》予以了认真回复:以后我们当多多地注意搜求这类稿子。不过上述读者所称均是在《全民月刊》而非《救国时报》读到《见闻录》。

《救国时报》刊登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读者阅读体会
其三,刊登《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等启事。1937年7月31日的《救国时报》第四版刊了四个启事,分别是《杨定华启事》《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本报鸣谢启事》《本报为出版〈长征记〉招收预约启事》。主要围绕《救国时报》拟出版《长征记》一书及杨定华、廉臣向《救国时报》捐赠著作版权的事展开。

《救国时报》有关《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等
其中,廉臣启事称拙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曾在全民杂志上连续登载,嗣后全民停刊,全稿由巴黎救国时报社接收,并已出有单行本。现接该报来函,谓应读者要求,拟将该书与杨定华先生之《雪山草地行军记》及《由甘肃到山西》两大著合刊为《长征记》一书,征求同意。鄙人对于此种盛意当然乐于同情愿将拙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版权移赠巴黎救国时报,作为我对于该报的捐款。
预约启事则称目前本报出版廉臣先生所著之《西行随军见闻录》一书,大受读者欢迎。近又叠接读者来函,要求将杨定华先生所著之《雪山草地行军记》出版单行本本报为便利读者起见,决定将廉臣先生之《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先生之《雪山草地行军记》及近著之《由甘肃到山西》等三书,合印一单行本出版,定名为《长征记》。1937年8月5日,《救国时报》又重刊四个启事。
其四,推荐阅读书目。《救国时报》自创办起,就把抗日救国图书编辑出版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最先编印完成的有《东北义军抗日记》《抗日救国文选》《东北殉国烈士传》三种文献。1937年1月8日的《救国时报》本着介绍世界政治经济知识,各国进步思想,特别是关于中国抗日图存的正确论著的考虑,组织采办了22种书目向读者予以推荐,包括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斯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著作,《见闻录》被列为推荐书目的第五种。
此外,《救国时报》在编辑《长征记》一书时介绍称《随军西行见闻录》系叙述1934年红军自江西出发西征时,经过湘粤桂黔滇川六省之沿途情形,叙至红军达到四川时为止。《雪山草地行军记》则系叙述红军经过四川青海甘肃之三角地带之雪山草地之情形,《由甘肃到山西》又系叙述红军由甘肃至山西一带之情形,恰足为《西行随军见闻录》之续,故一读本书,红军数万里长征之整个情形皆可了然。三书文笔皆极为生动流利,红军在西征中壮伟神至之笔层出不穷,著者均以生花之笔一一叙入,故文章尤为出色。高度肯定了廉臣、杨定华两著对红军长征历程翔实、生动地记录及其重要文献价值。
由上可知,《救国时报》重视廉臣及其《见闻录》一书的宣传,且拟由此编印出版《长征记》,以形成更广泛的宣传效应。但不能由此认为《救国时报》曾刊或连载过《见闻录》。
为什么会产生《随军西行见闻录》刊于《救国时报》的说法?
前述有关研究中均不同程度肯定《救国时报》刊过《见闻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
一是对《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没作区分。《救国时报》《全民月刊》均为中国共产党主办、在巴黎出版的以抗日救亡为宣传主题的报(期)刊。《救国时报》先后由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等主编,编辑有张报、赵毅敏、欧阳新等,在巴黎的印刷发行工作由吴玉章、吴克坚负责。《全民月刊》由吴克坚等负责,编辑人员包括各方面进步人士,而其主要撰稿人陈潭秋、廖焕星、萧三、章乃器、胡秋原等又是《救国时报》的主要撰稿者。两报(刊)组织架构、编辑人员彼此交叉,又有区别,而主要撰稿人员又有很大重合性。1937年1月,《全民月刊》因办刊经费困难等因素停刊时,《救国时报》刊出的启事提出了关于《全民月刊》未满期之订刊费退还办法,其中两个办法是转订阅巴黎救国时报或改购救国时报丛书或寄售之书籍。这既说明两者关系之密切,又表明此后的《救国时报》同时承担了《全民月刊》未竟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任务。前引说法之所以得出《救国时报》连载过《见闻录》的结论,很大可能是因为两者关系之密,尤其是《全民月刊》停刊后由《救国时报》兼及其原有宣传工作与读者对象,而将两者视同一个报刊宣传阵地。由此从1936年3月起《全民月刊》刊出《见闻录》的事实推导出《见闻录》于1936年3月起(或开始)连载于《救国时报》的结论。

《全民月刊》刊登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二是对廉臣等启事原意的误读。前引廉臣启事中称拙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曾在全民杂志上连续登载,嗣后全民停刊,全稿由巴黎救国时报社接收,并已出有单行本,只是点明《全民月刊》停刊后,书稿由《救国时报》接收。《救国时报》在接收了稿件后处理情况如何呢?廉臣本人仅提到出有单行本一事,并无在《救国时报》刊出之说。同样,《救国时报》启事也仅说出版过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并表示将编印《长征记》一书,未提有连载之事。
三是对《救国时报》有关史料的审读。有学者曾对《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两文作者杨定华实为邓发作了翔实考证。其中说道:杨定华撰写长征回忆文章,显然是受了陈云文章的影响。杨定华在1936年6月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前言中说:‘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忽然想起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因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
这里指出杨定华(邓发)写作长征回忆受陈云《见闻录》一书影响是合乎实际的,即杨定华看过廉臣一著后深有感触,也写了有关长征记忆的文章,后刊于《救国时报》。
不过上述杨定华在1936年6月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前言一说,源自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署名著作者杨定华,校对者刘西庚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一书之前言。该前言不仅有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一语,且有作者于一九三六年写之说明。但这个前言与杨定华在《救国时报》原话有出入。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首刊于1936年12月28日《救国时报》时写作缘起说明中写道:回想在苏区经过的一切,尤其在远征中经过的一切倍觉难忘。因此好久就想写一点笔记之类,不过恐怕没有发表的可能,所以还未着笔。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忽然想起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因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很明显,此处并无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这句话。
通过比对1948年版前言《救国时报》的写作缘起说明,可以看到,前者不仅增加了一些内容或情节而为后者所无,且两者还有一些意思表达方面的差别。鉴于1948年版本形成于杨定华在《救国时报》所刊回忆录的十年之后,且还有校对者的存在,故很难说该前言系作者原话。即使该前言全为杨定华所撰,但根据有关表述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也无法肯定作者杨定华所称是在《救国时报》读到了《见闻录》一文。
但这个史料在其他学者研究中被进一步使用了。如有介绍杨定华写作经过情形时说1936年6月,邓发赴苏联途中经过西安,又受命护送斯诺到陕北访问。回到陕北,他看到了巴黎《救国时报》上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即以化名杨定(鼎)华,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2篇文章,投给《救国时报》。这个说法无疑与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的表述有联系,且变化成他看到了巴黎《救国时报》上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总之,对有关史料的审读问题,导致不同表述的产生。
综上对《见闻录》曾刊于《救国时报》一说的梳理,根据《救国时报》有关宣传实际尤其是该报所刊内容,并结合目前所见权威著述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年谱》《陈云传》等著作关于《见闻录》出版及传播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提到有《救国时报》刊载之事,笔者认为,《见闻录》早期版本中并无《救国时报》刊载事实的存在。
(原题:《〈救国时报〉是如何宣传〈随军西行见闻录〉的?》)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12期)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gqtzy2014,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gqtzy2014.com/gqtzy/80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