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的增长，以及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有些国外的媒体开始思考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问题，还有的媒体在考虑要不要学中国的制度。例如，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等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避免了西方政党轮替导致的政策反复。
在对中国制度的思考上，国外媒体有以下三种观点：
1.意识形态固化派：坚持对抗思维，主张联合民主阵营与中国竞争，但该派声音逐渐边缘化。
2.务实调整派：部分官员和学者主张借鉴中国产业政策，例如通过政府引导推动新能源、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发展。
3.深度反思派：认为西方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差异，需学习中国选贤任能、全国一盘棋的执行体系。
美国学者指出，其两党制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且执政党更多服务于资本利益而非国家需求。例如，特朗普与拜登执政期间的政策差异反映了利益集团的博弈，难以像中国一样长期坚持同一个战略目标。
国外媒体不但看到中国体制的优越之处，也看到西方制度的缺陷之处。但是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或者说，究竟要如何学习中国的制度，这个话题似乎还没有进入到西方媒体进一步的思考之中。
但不管怎么说，西方媒体从中国的发展之中，看到了西方体制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在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不过，对于西方媒体来说，他们似乎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否需要做更大的调整，也没有考虑对西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问题的反省。
多年来，西方世界总是一直以他们在政治上施行的所谓民主制为骄傲。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的民主制是最不坏的制度。只是西方媒体看到中国今天的发展，中国没有实施西方的民主制，但比西方世界发展得都要更好一些。这个所谓最不坏的制度，似乎并不具有多大的优越性。
西方之所以一直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如何优秀，如何先进，主要原因是西方的经济与科技一直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位置。而这恰巧又与西方的民主制共存。这种现象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西方的经济上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在科技上占有明显的优势，误以为他们在这些领域的领先，都是由西方的民主制所带来的。因此无论他们是故意地，还是下意识地，都不肯承认他们的所谓领先位置，实际上是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广大亚非拉地区诸多国家的掠夺和剥削而导致的。
用剥削和掠夺得到的财富，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不是实施所谓民主制度，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搞了一点君主立宪，但是日本的君立宪体制比起西方的共和体制来，这个民主远没有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那么丰富和充分吧?但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从中国抢来的两亿多两白银的赔款，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日本的工业化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侵略东南亚国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盗的抢掠所得到的钱财，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与强盗是不是一定要套上所谓民主的外衣没有太大的关系。
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主要是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如果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府要做点什么事，搞个什么工程，如果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施行起来可能就比较顺利。如果不符合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工程几乎就寸步难行。美国多年来一直想建设高铁，但就是搞不成。因为如果修建了一条高铁，航空公司的老板不高兴，因为高铁夺走了大批原来乘飞机旅行的旅客。旅馆业的老板也不高兴，因为高铁一日达的效果使得高铁沿线的旅馆都会被空置，没有人再需要住旅馆了。虽然高铁对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由于有这两个行业的老板不高兴，认为高铁的兴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游说联邦的国会，或者各州的州议会，通过反对兴建高铁的决议，让高铁不可能修建成功。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资本主义国家再搞出什么样的发展规划又有什么用?估计到时候至少很大一部分规划还没落实，就已经成为一堆废纸。
中国的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设计与实施的。难道西方现在就要抛弃资本主义制度来执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这个方面来说，西方要学中国的发展模式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技术专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的模式，但是资本家老板绝对不会认同。
就说中国的移动支付吧。现在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拥有某种类型的移动支付，但比起中国使用移动支付的普遍性来说，西方还有着较大的距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西方的银行多如牛毛。如果消费者都用上了移动支付，那么许多银行发行的信用卡还能有多大的用处?银行的信用卡还能卖给谁?卖不出去足够多的信用卡，那么银行还怎么赚钱?信用卡相当于消费者从银行借贷来消费，而信用卡使用者不仅要偿还本金，还要支付利息。这笔利息就是银行的收入来源。如果都用移动支付，使用信用卡所产生的银行收入，将不复存在。所以，现在西方的银行，除了个别支持移动支付以外，大多数银行都对移动支付非常冷漠。
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党制也会成为所谓制定规划的障碍。在某一个政党的执政期间，制定了经济发展规划。等到下一次大选，这个执政的政党下台了，成为了在野党。那么这个规划在新上台的执政党那里还要不要执行?如果继续执行吧?那么取得的成绩算谁的，是算在当初在台上执政的那个党的头上，还是算在当前正在执政的那个党的头上?这就是一笔糊涂账，没人算得清。因此，后任的执政党几乎没有可能执行前一党所制定的发展规划。这几乎就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奇葩式的思维来设想一下。假设在两党政治之外，在西方国家再设立一个独立的经济机构。这个机构专门来制定本国经济发展规划，而且这个机构也有权力要求所有的经济实体必须执行这个规划。这会管用吗?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一，这样一个机构根据什么法律来建立?第二，这样一个机构的权限是由谁来授予的?第三，谁来监督这个机构，以保证它不会从中为自己谋私利?第四，如果各个企业不执行这个规划，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与处理?那么处罚他们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的。而且，要回答和解决这么多问题，西方国家就是想五十年也未必能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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