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湖湘文化的精神底色

对于湖湘文化的特点，人们有很多表述，如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忍不拔等。这些当然都是湖湘文化中有目共睹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在别的地域文化里也有明显的体现。比如一向被湖南人津津乐道的敢为人先，广东人似乎更认为这是岭南文化的最大亮点。又比如坚忍不拔，这又更像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特性。所以，我们需要对湖湘文化的这些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湖湘文化的这些特点，都依附在一种精神底色上。在这种精神底色上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忍不拔，等等，才真正属于湖湘一带的文化特色。我个人以为，至少有一个色彩，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精神底色中的重要元素，那就是拙诚。

古时，相对中原地区而言，湖南地处偏僻，贫瘠落后，民生艰苦，民风倔强霸蛮。湖湘学术朴厚笃重，务本务实。千百年来，正是这种民风与学术孕育了湖南人的拙诚群体品质，并且深深浸润着湖湘文化的方方面面。

最先以坚定自信的态度向世间公开宣示拙的理念的，是周敦颐。

周敦颐为人实在，别人说他拙。他说，不错，我就是拙，我不喜欢巧，而且我也为世俗太巧而忧虑。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拙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短短四十个字，从言论、行为、道德、结果四个方面，赞扬拙而贬斥巧。最后总结：拙能使社会风清气正，天下安顺。

周敦颐的《拙赋》与他的《爱莲说》一道，是影响中华民族世道人心的两篇重要文学作品。作为他的同乡，湖南人更深受他的影响，也更容易接受他以拙为特色的诚的理念。

王船山说他一生的为人是“养拙自守”。魏源认为“或拙之而反得”，并引苏辙的话来表明自己“虽拙而巧”的观点。

王船山隐居山林四十年，在物资匮乏、一无名二无利的困境中，苦心孤诣，著书立说，以最笨最拙的方式彰显他对信仰对学术的忠诚。魏源在二十年的幕僚生涯中，就像他的字默深那样，将自己默默地深潜于书册史料中，协助林则徐、陶澍、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以拙诚的心态艰苦地探索国家的富强之路。

为近代湖南提供最大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的这两位先贤，他们拙诚的理念与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忧国忧民的湖湘志士。

在近代，由于各种机缘际会，湖湘文化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好的爆发。近代湖南最大的一件事情，自然是湘军运动。曾国藩曾为这场湘军运动作过一番总结，他说湘军之所以能成事，靠的就是拙诚：“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拙诚在军事上的体现，就是著名的“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还认为拙诚更重要的是可以塑造人的品性，所以他说：“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材之兴也，不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有了拙诚的品性，什么事都可以办好，又岂止是赢得武功而已！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以拙胜巧，以诚胜伪，甚至认为“天下之至拙可胜天下之至巧，天下之至诚可胜天下之至伪”。

有人会质疑：诚好，伪不好，这当然是对的，但你能说巧不好，拙还好些吗？

是的，巧本身并非不好。巧妙、巧思、灵巧、巧匠等，都是好的意思，但“巧”有时会导人于歧途，这就是王船山所说的没有“以道御巧”的缘故。我们常常看到下面这些字眼：乖巧、讨巧、机巧、巧诈、巧言令色、使乖弄巧……这些都严重背离了“诚”，也就是背离了人类社会最为看重与珍惜的品德。于是，与“巧”相对应的“拙”，便这样胜出了。

这里的“拙”，当然不是指智商低，而是指不投机取巧，不欺蒙拐骗，不偷懒耍滑，不走小道抄近路，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盈科后进、一步一个脚印，遵守自然法则，相信只有付出勤劳血汗得到的成果才是长久的。它与人们所倡导的精神专注、持之以恒、实实在在、不假不二、表里一致、不背诺言、不忘初心、目标坚定、矢志不渝等诚的理念完美对接，融为一体。

曾国藩又将这种拙诚比之为愚公移山。他在给湘军高层的信中常常提到愚公移山。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在给郭崑焘的信中说：“舍弟募勇太多，鄙人深以为虑。渠锐意合围，亦颇有愚公移山之苦衷，屡次规责，诫其智小而谋大，而亦未尝不谅其拙诚也。”在曾氏看来，愚公移山与拙诚，遵奉的是同一理念，践行的是同一方式。

湘军的最大特色是书生领山农。湖南书生接受的是以笃诚务实为宗旨的湘学教育，且尚未进入官场，还来不及沾染官场中的浮滑习气。山农则更为朴倔。于是，拙诚二字，较为容易被湘军军营上下认同。当这支部队成了胜利之师的时候，拙诚或愚公移山，便以一种共识被接受，又经深层累积，遂成为近代湖湘文化中一层抹不掉的浓厚精神底色。

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毛泽东也经常以愚公移山这个词，来表述他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奋斗精神。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会议闭幕报告中，他向代表们动情地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古老故事，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大山。他说，只要我们共产党人真心实意这样做，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

拙看起来像是愚笨，其实不是。这一点，老子早就指出过，他说“大巧若拙”。所以，拙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巧，而且是大巧。

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网站在郑重推出《拙赋》时，以《崇拙去巧，点明为官之道》作为标题。拙诚，既是为官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办事之道。对这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底色，我们要深刻认识，从而更好地继承与弘扬。

二

说起近代湖湘人才，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从曾、左、胡之后，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为什么从曾、左、胡之后，会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人文景观呢？研究者大多认为，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在近代与一个特殊的社会剧变相撞击而产生出来的美丽结果。这当然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近因，那就是在这个社会剧变之前，有一批顶层湘籍精英，他们好比春江水中的鸭子，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出时代的重大弊病。他们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见识、很高的社会地位、杰出的实干才能，思索并践行挽救的方法。他们结成团队，形成气候，对于稍后的曾、左、胡等人起了引领与榜样的作用。

这批前行者的领袖就是陶澍。

一百四十多年前，也就是陶澍去世整整四十年的时候，有两个人在饭后闲聊时谈到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道光以来，中国的第一人才是陶澍，并把陶澍比作黄河的源头昆仑山、长江的源头岷山，这是对陶澍的最高评价。

这两个人，一个叫张之洞，一个叫张佩纶，他们都是当时顶级聪明的人，是清议派的领袖。何谓清议派？晚清时，有一批人喜欢议论朝廷政治，品评当政人物，这批人大多是清闲职务上的人，不握实权，所以被称为清议派。清议派的头面人物大都自命清高、目空一切，上下五千年，没有几个人能入他们的法眼，要他们佩服哪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两个清议派的领袖能把昆仑、岷山的桂冠戴在陶澍的头上，足见他们对陶澍的敬重，也足见陶澍在那时官场士林中的地位。

二张的谈话，被张佩纶记录在当天的日记里：“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这一段话，文字虽不多，内涵却很丰富。

第一层意思是，自道光朝以来，中国的人才，应当以陶澍为第一人。也就是说，从道光元年到张佩纶写日记的光绪五年这六十年里，无人可与陶澍相比。

第二层意思是说，陶澍的学问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官员职事的研究，对前代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胸中有数。这是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学问，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帝王学。关于这门学问，得陶澍真传、处高位的是贺长龄。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处低位的是魏源等人，魏源先后做过贺长龄、林则徐、陶澍的幕僚，而曾国藩则是集大成者。

二是全面考核名与实的符合程度。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学问，又称为名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儒家看重名分、名义，且循名责实，所谓名实相符，即人的名分要与这个名分所尽责任相匹配。比如一个县令，就必须要做好县令的分内工作，要安定一境、造福一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县令就不合格，要撤掉他的职务。所谓坚卓不回，是指遇到困难，要坚毅顽强，百折不屈，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官员的敬业态度和执行能力。二张认为得到这方面真传的是林则徐。林则徐禁烟的强硬与销烟的决绝，为大家所敬佩。蒋砺堂做过总督与大学士，二张认为他在敬业这方面也表现不错。至于当时受到朝廷称赞的琦善，二张认为，只是得陶之皮毛而已，但他却自我炫耀。琦善是满人，做过总督、大学士，后来又以钦差大臣身份组建江北大营，最后病死在军营中。

第三层意思，说的是将天下的兴与亡当作自己的分内事，同时又有宽阔的胸襟、自觉的担当，以及掌控、统领全局的才能。这是领袖群伦的学问。二张认为在这些方面，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与陶澍很接近。

总之，陶澍好比昆仑山、岷山，贺长龄、魏源、林则徐、蒋砺堂、琦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好比是出自他脚下的黄河、长江。

二张接下来感叹：眼下海内最负名望的三个人都还不完美。左宗棠虽然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大功告成，但作为宰相，他对人太苛刻，度量欠宽宏，绝不可能传陶澍的衣钵。阎敬铭得到陶澍办事的精细，但事业上的规模太狭窄。李鸿章固然是在步陶澍的大格局，但办事不够公允。二张也不知将来谁能成为陶澍的继承人。

张之洞、张佩纶酒后恣意臧否人物，兴致高涨，一口气在陶澍之下列举了十个人物——贺长龄、魏源、林则徐、蒋砺堂、琦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阎敬铭、李鸿章，几乎将六十年来中国的风云人物囊括一尽。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个人中有五个为湖湘之士。考虑到阎敬铭是胡林翼从朝廷挖到身边的助手、李鸿章曾是曾国藩的学生兼幕僚，那么这些人中便有七个属于湖湘系统，可见陶澍对近代湖湘的影响之大。

那么，我们要问，陶澍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先来看看陶澍的生平行事。

陶澍，清乾隆四十三年（1779）出生于安化小淹陶家湾，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点翰林，二十七岁进京供职翰林院，二十九至三十岁两年多在家守父丧。从三十一岁到四十一岁这段时期在北京为官，主要担任监察、纪检方面的职务。四十二岁开始外放，历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六十二岁时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

陶澍一生有两个鲜明的特色。

一是热心倡导并努力践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为京官时不尚空谈、注重实务，为外官时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尤其是在长达十三年的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期上，兴修水利、改纲盐为票盐、发展海运，为国计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陶澍在河工、盐政、海运三个领域的政绩，可以说从道光之后的整个晚清时期，无人能及。张之洞、张佩纶说陶是道光以来的第一人才，首先是立足在这一点上的。

二是热心引荐同道，培育人才。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代领袖。这个转型，可以概括为由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转变为近代学习西方的洋务维新。

正是在这样两个方面，陶澍深远地影响了近代湖湘士人。在他的周围活跃着一大批湖湘官场士林的俊杰之士，如贺长龄、贺熙龄、魏源、唐鉴、汤鹏、何绍基、李星沅，等等。此外，由陶澍倡议、贺长龄经办、魏源执笔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风靡一时，在开启心志、解放思想方面，可谓功高天下。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一辈的曾、左、胡以及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王錱、李续宾兄弟等人立下壮志，要以实学报国，以拯救苍生为己任。

这中间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陶澍对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一百多年来，它温暖着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之心。道光十年（1830），胸怀大志的十九岁书生左宗棠，在长沙拜见因母丧回籍的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一番长谈下来，贺氏兄弟十分看重这个年轻人。贺氏兄弟将家中的藏书向左宗棠敞开，左因此而一头扎进实学领域。数年后，贺长龄去福建供职，临行前将一部《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贺熙龄此时在城南书院做山长，又将左招进书院深造。

贺长龄多次向陶澍推荐这个湖湘新秀，左因此而进入了陶的视野。

道光十七年（1837），陶澍从江西取道醴陵回籍祭祖，左奉县令之命为陶撰楹联，挂在陶的下榻处。这副楹联气概非凡。上联为：“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为：“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激赏不已，立即请左来见。左拜见陶时，在抬头过程中不小心将陶澍挂在胸前的朝珠线弄断，朝珠掉落一地。他一边不慌不忙地拾起地上的朝珠，一边从容与陶对话。一个年轻的举人，在威风八面的总督面前，居然能有如此胆量与气度，令陶惊讶不已，陶由此认定左乃国士。

当左第三次进京会试时，陶托人转告左，不管中与不中，都请他在回湖南时绕道南京会面，陶有大事相托。两人见面后，六十岁的陶握着二十七岁的左的手说：“我已重病在身，不久人世，我把独子陶桄托付于你，一做你的女婿，二做你的学生。我死之后，望你将陶桄教育成才。”

左大为吃惊，在世俗的眼光里，无论是从年龄来说，还是从地位来说，两家结儿女之亲都是不相称的。左一再推辞，陶急切地说：“你不要说我们之间年龄上相差太大，只要小儿女年岁相当即可；你也不要说地位相差太大，你今后的官位一定在我之上。请不要推辞，就算你在帮我的忙，帮陶家的忙。”左再也不能推辞了，只得答应。

两年后，陶去世，左去南京将陶桄接回小淹，自己也搬到小淹来，一住八年，直到陶桄与他的女儿孝瑜成亲。这八年里，左在授课之余，将陶家的藏书全部读完，为日后带兵打仗、经世济民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至于胡林翼，陶是他一生的偶像。陶对胡的影响就更大了。

陶的父亲必铨与胡的祖父显韶是岳麓书院的同学，两家是世交。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赴任川东兵备道时，取道益阳以便省亲，其间去胡家看望胡的祖父。此时胡八岁，站在祖父旁边。陶见胡虎头虎脑、机灵可爱，便伸手去摸了摸胡的小光头。不料胡一本正经地说：“你知不知道，男人的头是不能随便摸的。”祖父正要申斥孙子，陶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此儿可嘉，长大后必是人才，并当场与胡家结为儿女亲家，把他的第五个女儿静娟许配给胡林翼。

胡聪明绝顶，但青年时期却放荡不羁。传说成亲的当天，他还在朋友家中喝得大醉，家里急死了，四处找不到人。陶夫人为此流泪，叹惜女儿命苦。陶却安慰夫人：“此子乃瑚琏之器，今后为国家担当大任时，想玩都没有时间。趁这个时候空闲，让他放松放松吧！”胡二十五岁中进士点翰林，陶把自己的平生所学传授给胡，胡一辈子感激陶。以后几十年里，凡提起陶来，他都毕恭毕敬地称先岳文毅公。从胡对世事的洞达、带兵的强硬，以及巡抚湖北的干练中，都可以看到陶的影子。陶影响了胡一辈子。

从左、胡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陶澍是一个心胸辽阔、慧眼识人的领袖型人物。他这方面的才能，绝不亚于曾国藩，甚至要超过曾。曾五个女儿，四个嫁得不如意，即便是较为满意的五女婿，也远不如胡。

说到曾国藩，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与陶见过面。道光十六年（1836），曾第二次考进士失利，绕道南京回湖南，本可以与陶见一面，却也失之交臂。但曾与陶朋友圈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有着不一般的交往，曾可以说受陶间接影响极大。

大家都知道，曾在翰林院时，拜太常寺正卿唐鉴为师。唐在修身养性与经济实学方面对曾一生影响巨大，无人能及。唐鉴比陶澍大一岁，早年与陶同在监察部门做京官，晚年任江宁粮储道、江宁布政使。那时陶澍为两江总督，两人有很深的交谊。

唐不仅是理学大师，更注重实学，著有《畿辅水利备览》。当曾向唐请教经济之学时，唐明确告诉他，经济全在史中。《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因此成为曾氏案头上的常备书。太平天国事起，唐向咸丰帝推荐曾，同时也对咸丰说：“曾未做过外官，不熟悉地方政事，开头会有些不利，要给他时间，日久必成大功。”唐是真正了解曾的人。

还有一个人物那就是贺长龄。曾供职翰林院时，就与年龄为长辈的贺长龄有交往。那时贺为云贵总督，从遥远的昆明给京师中的曾写长信，称赞他年轻有为。后来曾的儿子纪泽娶贺的女儿为妻，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这与陶、左结儿女亲家极为相似。往后的岁月里，曾的几个弟弟与长沙贺府一直往来密切。

我们从咸丰十年（1860）曾所上的奏折“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中，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更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陶澍到贺长龄到魏源到曾国藩，由经世到洋务的赓续与递进。

陶澍就是这样，通过他实实在在的政绩以及他的经世理念，又通过他的直接推荐、结交与培育年轻人的作为，有力地聚合近代湖湘士人，同时也通过他庞大的朋友圈，间接影响着湖湘士人。

所以，陶澍在近代湖湘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成为从经世到洋务时期中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历史功绩像昆仑山、岷山一样，永远矗立在近代中国的史册上。

三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中国东南广大地区的湘军集团，对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开启湖南风气有着重大的作用。百余年来，湘军声威震天下。在湖南，凡有成就的团队都被冠以“湘军”之名。当今，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传媒湘军、体育湘军等名满海内。“湘军”于是成了实力强大的团队、成功的团队、胜利的团队的代名词。

作为与“湘军”打了近三十年交道的《曾国藩》一书的作者，许多人都会问我：湘军为什么会崛起于湖南？当时别的省份为什么不能出现这种军队？

太平军1851年初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第二年冲出广西，由湖南到湖北，再到江西、安徽，1853年3月打下南京。一路军威凌厉，所向披靡，令清朝廷胆战心惊。从1852年12月下旬到1853年3月上旬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清朝廷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其中第一个任命的便是回籍守丧的曾国藩。在后来长达十一年多的岁月里，这些团练大臣各自都在自己负责的地区里协助政府办事，但最终其他四十二个团练大臣都少有成绩，唯独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能担负起扭转乾坤的大任。

湘军为什么能成事？我以为，第一是强悍的湖湘民风为湘军的崛起夯实了最为坚固的基础。

湖湘这块地方，八分山水二分田。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贫瘠，民生众多而困苦。越人、濮人、蛮人等主要族群长期生活在三湘四水之间。艰难的环境，炼就了他们倔强的性格。他们这种质朴倔强的生存方式，一向被文明的北人称为“野”和“蛮”。即便后来荆楚的官吏军人及中原南迁的难民大量流入湖湘，由于地势的封闭，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习俗。

这种“野”与“蛮”便如同基因遗传似的顽固扎根于湖湘大地，影响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直到唐宋，中央朝廷仍将湖湘地区视为蛮夷之地。至今，湖南人仍习惯说“霸蛮”。“霸蛮”这个词包括两个内涵：一指强梁，不讲道理，有点不文明的味道；一指倔强得有点犟拗。这两个方面即“野”与“蛮”的后遗症。

史册对湖湘“野蛮”有具体的描述，如好斗尚武、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这些话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即喜爱打斗、剽悍、敏捷、血性旺烈、视死如归等。屈原在《离骚》《国殇》《卜居》《渔父》里，以文学的笔法为我们窥视远古湘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形象的画卷。湘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正是军人所最需要的潜质。湖湘这块地方，最适宜办的团队就是军队。千万年来，培育着准备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最好的兵源！

那个年头里，为什么湖南能“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为什么“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成为湖南许多家庭中的常态？为什么“蛮字为主，打字当头”能得到湘军上下共同的拥护？为什么“屡败屡战”“打脱牙齿和血吞”能变成湘军的集体行为？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湖湘“霸蛮”民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霸蛮”这个湖南人所特有的性格，也在战争岁月中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王錱提出“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自称有“十八条挺经”，罗泽南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真正的学问”的遗嘱。他们所倡导的“死、硬、挺、定”，则是将传统的“霸蛮”予以升华。这就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向全国大力鼓吹的“坚忍不拔的湖南精神”。

第二是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为湘军的崛起储备了充足的领导干部。湘军的最大特点是书生领兵。从湘军集团的最高层面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各个军营的统领、营官、哨官如江忠源、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刘锦棠等，全是书生。这批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读书人，与其他地方的学子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充满血性的献身社会的胸怀大志者。

血性旺烈是因为他们是湖南人，是天生的、祖传下来的。明中叶辣椒传入中国，在湖南最受欢迎，更加刺激了湖南人的血性。献身社会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最终取向，这种取向是湖湘之学对他们教育的结果。宋代以来，人们对流传在湖南境内的学问，习惯以湖湘学派或湘学来称呼。

宋代之前，湖南没有本土的学问大师，更没有本土的学术研究。在漫长的岁月里，湖南接受的是流寓在潇湘大地的那些大知识分子如屈原、贾谊、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元结等人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可以“流寓学问”来称呼。

北宋中期出生在道州的周敦颐是湖南本土出现的第一位大学问家。他早年在湖南接受教育。成年后，在河南一带做官讲学，周敦颐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理、性、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周敦颐不仅因此而成为影响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鼻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学术的繁荣。

二程的弟子即周敦颐的再传弟子杨时后来在浏阳创办文靖书院，将周的学问带回湖南。杨时的高足即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胡宏及其父胡安国对弘扬周、程的学问起着重要的作用。胡宏的高足张栻亦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促进湖南学术的繁荣和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湖南有着一批教育水平很高的书院，如石鼓书院、城南书院、渌江书院等，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岳麓书院。湖南教育学术的最大特点，一是注重心性培植，一是倡导经世致用。

心性培植的教育，将旺烈血性引向为真理正义而敢于担当，不顾生死。经世致用的倡导，则让一代代湖湘学子从来都把治理天下视为己任。越是多事之秋，越是时局危乱，越见湖湘士人这种异于他地的鲜明特色。

为抵抗元兵入侵，岳麓书院数百名学子登上城墙，与军民一道守城，最后全部战死，便是突出的例子。吴猎、赵方、王夫之、陶澍、彭浚、贺长龄、魏源、罗绕典等一大批名宦重臣，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罗泽南穷困潦倒，十年间连丧十一位亲人，然济世之志不稍屈。左宗棠一个教书匠，“身无半文”却“心忧天下”。王錱十四岁时候能“置身于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这就是太平天国事起前夕的湖南读书人！一旦风云突变，就是这些人呼朋唤友，联袂奋起，走出书斋，组建军营，奔赴沙场，万死不辞。彭玉麟的两句诗足以道出这批血性士人的精神风采，诗曰：“戎马书生少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

第三，结团练勇的传统，特别是现成的湘西苗屯，为湘军崛起树立成功的榜样。

湖湘之地民风勇悍，故而乡间历来有组团练勇、自救自保的传统。嘉庆初年，鉴于湘西苗汉严重对立，熟知湖南民风的凤凰厅同知傅鼐，提出以苗田养苗勇、以苗勇制苗民的“苗屯”之策。这个策划得到清朝廷的同意。傅鼐利用七万多亩苗田供养五千苗勇，依靠这支苗勇镇抚苗民，果然收到较好的效果。

因为有田税的保障，这支苗勇遂得以长期留存，并取得合法地位。无论是对湖南各地政府而言，还是对广大基层民众而言，“苗屯”的成功，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维稳的范例。

当太平军在广西闹腾，清朝廷费尽心思而无济于事时，湖南一批素怀康济时艰之志的士人，已敏锐地觉察到风雨来临大乱将至，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保乡安民的团练组织。其中，湘乡县办团最为积极热闹。

太平军尚未进湖南，城南书院的教授罗泽南带领他的得意弟子王錱、李续宾在家乡办起了团练。待到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湘乡已经是四十七都坊处处办团练勇。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湘乡县令朱孙贻即委托罗泽南正式组编湘乡团练，县团练的挂名总头领乃头号乡绅、曾家老爷子曾麟书。“湘军”这个名词，最先指的便是湘乡县的团练，后来才演变为泛指全湖南省的团练队伍。

第四，曾国藩的出现，为湘军崛起准备了一个卓越的领袖。

任何团队的成功，都需要有一个优秀的领头人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纵观历史，凡是一个大的政治势力，一支强盛的军事团队，其领袖必定非比一般。湘军的崛起亦不例外。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湘军集团的第一号人物，是由他对湘军作出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所决定的。

被清朝廷任命为第一个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此时有着后来四十二个团练大臣都难以全盘复制的背景与身份。

他出身农家，在家乡度过三十年岁月，对湖南的各方情势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拥有完整的功名履历，在湖南读书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他有过十二年的京官经历，遍兼五部侍郎，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上层人脉。

他年已四十二岁，正当阅尽沧桑而又精力充沛的中年，是做大事业的黄金年龄段。

尽管当时湖南体制外的人才济济一堂，个个能干而又心性高迈，但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面前，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

作为公认的湘军领袖，曾国藩为湘军崛起作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

其一，他用打“擦边球”的办法，以团练的名义在省城构造了一支军队的雏形。

其二，他抓住机会，大刀阔斧地把大团发展成为一支水陆军俱全的大军。

其三，他以政治家的眼光，高举“勤王”与“卫道”两面大旗，凝聚各方力量，尤其是取得知识界的真心支持。

其四，他以德识为主，为湘军物色一大批能当重任的将领。

其五，他为湘军制定“军民一家”的建军宗旨，《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其六，身处危难时期，他以保卫桑梓的“血性”为号召，以身作则，为湘军将士做出“不爱钱，不怕死”的表率。

其七，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天下英才的辅助，集五湖四海之力，使得湘军终成大事。湘军虽是湖南人的军队，但并非没有外省人参加，早期的重要将领塔齐布、鲍超等都不是湘人。到了后来，湘军名扬天下，前来会盟的人自然更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安徽人李鸿章。至于曾国藩身边的幕僚，他所开创的洋务事业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外省人居多。

勇悍的湖南民风是湘军崛起的根本。若没有多达三四十万敢斗敢拼、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后继的勇丁，湘军的崛起无从谈起。经世致用的学风，造就了一大批肯干能干的社会团体管理人才，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批人中的大部分进入本省体制外的军队，借助军营来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这样一群有文化有担当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湘军不可能成为一支有持久战斗力的军队。

至于苗屯，则是诱发将团练办成军队的最现成的直接因素，若缺乏这个因素，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借练团建军这一设想，就难以成为湖南政界和士人的共识。

作为一个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团队领袖，曾国藩在风雨飘摇、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成功地将湘军引上坦途，他的作用自然至关重要。一个领袖的境界，决定了一个团队的境界。在那时的中国，曾国藩可谓进入最高境界的人，所以湘军能成为当时的第一流军队，湘军中能涌现出一大批第一流的人才。

打下南京时的湘军，达到它自建军以来的巅峰。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收复新疆，光绪十年，彭玉麟驻守南国，则是湘军在近代史上最为豪迈的时期。他们收复疆土、抵御外侮，典型地体现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到甲午海战时，刘坤一在辽东前线的全军惨败，则意味湘军从历史舞台上悄然退出。

从1852年诞生于长沙，到1895年兵败牛庄，湘军走过四十多年的不平凡道路，为中华大地，为三湘四水留下浓墨重彩！

一百多年前的湘军运动，历时四十多载，转战十余省，前前后后有数十万人参加。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从未有过。它大力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时代新内涵，全方位地增强湖南的实力，使湖南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从此湖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从此，湖湘文化走出洞庭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从此，坚忍不拔的湖南精神鼓舞着全国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共同书写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历史。

湘军的崛起，是我们湖南先辈共同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前人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为的是借助近代湖南这个最为成功团队的范例，来更好地认识湖湘文化，认识湖南人，将前人的心血化为今人的智慧。

四

同治三年（1864）六月中旬，湘军打下了南京。面临大胜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六朝古都，湘军统帅曾国藩却做了一桩在许多人看来并非急务的事情，那就是在南京创办金陵书局，专门刻印《船山遗书》。

没有经费，他跟九弟两人自掏腰包，拿出三万两银子。没有人手，他让身边的幕僚充当编辑。又把自己的好朋友、道光年间便印过船山著作的王船山研究专家欧阳兆熊请来做总编辑，自己亲自做总校刊，并为金陵版《船山遗书》亲笔写了一篇高质量的序言。

在曾氏的全力督促下，多达三百余卷的鸿篇巨制在同治四年十月便刻印完毕。曾氏一次便要去三十部，广为分送朋友。

曾氏这一举动，引发各界人士评说纷纷。在一片赞颂声中也有一些议论，令今人很觉意外。

有人认为，曾氏此举是为了悔过，悔的是镇压汉人而保护满人之过。因为洪秀全、杨秀清代表的是汉人心愿，而清朝是满人建立的政权。洪、杨行的是民族大义，满人的政权理应推翻，故而曾氏有大过，甚至有罪。王船山坚决不与满人为伍，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夷夏之辨。故而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氏要急切刻印船山的书来为自己悔过赎罪。

也有人说，曾氏印船山书不是为了悔过赎罪，而是向天下表明他一生的志向。他的一生志向就是反满排满，只是他的方式与洪、杨不同。洪、杨采取激烈的暴力的方式，真刀真枪地推翻满人朝廷。曾氏用的是“两面派”的方式，打的旗号是保护朝廷，实际上是通过他的行为大力扶持汉人上台架空满人，使得满人的朝廷虚有其名，实权则掌握在汉人手中。成功之后，他大印船山书，正是向全社会公开表明，他才是反满排满的祖师爷王船山的继承者。

在这些批评言论中，要数章太炎的抨击最为有名，也最为激烈。章太炎是一个大学问家，也是一个大革命家。他的批评立足在排满反满的革命立场上，故而斥责起曾国藩来，更是尖刻锐利，更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也更能迎合时代的需求，引起读者的关注。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议论都不对。曾氏既不会悔过，也不会把自己算作船山先生的传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排满反满的意识，他是大清王朝的绝对忠臣。

那么，曾氏为什么要用如此热烈的心情来刻印船山之书呢？他的用意，在他的序言里其实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他说：“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曾氏的意思是：平衡世间万物与自身的矛盾，息灭人世间的纷争，古时圣贤用的什么办法呢？对于个人内心而言，没有比树立仁爱更大的事；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没有比建立礼仪更重要的事。王船山用数万言来注释张载的《正蒙》，用数十万言来注释《礼记》。他的用意，从理论层面上说是在探究人类与万物的源起，从实践层面上说是在约束调整各种关系，而其宗旨是将混乱在未成形之前清除。王船山的思想与古圣贤关于主体与功用以及循序渐进等人类社会的治理学说很接近。

曾氏在这里，用深刻严谨的语言告诉我们，国家的管理需要依靠仁与礼两只手，两手都要硬。仁，指向人心的化育；礼，指向群体的约束。社会之所以出现动乱，就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问题出得越大，动乱就越大，平定起来就越不容易：国家耗无穷资源，百姓受无穷灾难。如果将动乱清除在未发生之前，则一切苦痛都将免除。

带兵打仗十多年的曾氏，切身体会到船山对世道人心研究的深邃，以及船山学说对当时社会指导的根本性意义。所以，他毅然决然放下许多要务，而将刻印船山著作摆在重建战后江南秩序的首要地位。这正好彰显了他作为一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对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阐述，是船山学说的精髓。船山的仁礼理念，也是打造新时代湖湘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仁就是仁厚博爱，它是人类一切善良之心、友爱之举的原动力。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与别的一切生灵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如果人类泯灭仁爱，人类就将自我异化。比方说，我们今天物资发达，但我们要当心食物中毒、药品造假、空气污染、饮水有毒，还要提防别人的算计、欺诈、陷害。这样的生活环境，再多的物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

礼就是法规制度，它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保证。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礼，也就是说没有法规制度，则一天也不能存在。

种种与仁、礼背道而驰的现象，尚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令人焦虑，使人担忧，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仁与礼，这才是将国家社会引入长治久安的正途。船山用毕生精力，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基于古圣贤的教导而做了许多新的阐发。

自从曾氏刻印《船山遗书》之后，船山学说在海内大昌，湖湘士林更是大力推崇，从而深远地影响着湖湘大地。一百多年来的湖南，无论是经世派还是洋务派，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从船山著作中获取了无穷无尽的思想启迪与精神力量。

船山的思想光芒穿透岁月风尘，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弘扬船山学说，对于当今的湖湘文化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潮流中，当代湖湘子弟要立在船山这座坚石之上，重振先正雄风，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五

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驻军江西建昌府。在风雪交加的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三天时间里，他写了一篇大文章。两天后，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谈及此事，要儿子纪泽去寻觅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十多位圣哲的画像，同时道明写作此文的目的：“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话虽然说得谦虚，其心愿却很远大。

这是古文大家曾国藩文集中极重要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曰《圣哲画像记》。

他所列举的圣哲共三十四人，分为八组。

第一组：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曾氏说，周文王演绎的《周易》，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经典。因为有周公与孔子，六经才得以彰显，师道才得以确立，功劳伟大。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卓越的人物。他的《孟子》一书可与《论语》并列。在曾氏看来，三十四个圣哲中可以称为“圣”的就是这四个人，其他的七组三十人则为“哲”。哲者，通达明智之士也。

第二组：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这四人皆著作大才。他们所写的《左传》《庄子》《史记》《汉书》，堪称中华文化经典书籍中的精粹。

第三组：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宋仁宗时的宰相范仲淹、宋哲宗时的宰相司马光。这四个人属于政治家。他们以军政方面的实在业绩，以及个人品德上的崇高，受到历史的敬重。

第四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五个人都是宋代的大学问家，后世称之为宋学的代表人物。曾氏为学，看重宋学，但不轻视汉学；崇尚程朱，又不废陆王。周程张朱，归之于程朱理学一派，恰是曾氏的精神家园。曾氏认为此门学问“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也就是说承继了孔孟之学。

第五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这四个人是古文大家，前两位是唐代古文复兴运动的领袖，后两位是宋代的文坛祭酒。曾氏认为，汉代文学，以扬雄、司马相如为代表，包含着雄伟遒劲的阳刚之美，体现的是天地之间的义勇之气。以刘向、匡衡为代表，包含着渊懿温厚的阴柔之美，体现的是天地之间的仁爱之气。东汉后，文章在广博文雅方面不亚于西汉，而在风骨方面却稍逊之。到了唐代古文复兴，韩柳承继着阳刚之骨，欧曾接续着阴柔之风。

第六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这是唐宋间四位杰出诗人。曾氏有一部著名的诗选，叫做《十八家诗钞》，选了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王维、孟浩然、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的部分诗作，共六千五百九十九首。曾氏认为，好诗很多，但不必通读，只需要熟读这些诗就够了。其中他又格外喜欢李、杜、苏、黄四家的诗。

第七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这是四位学问家。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唐代杜佑著《通典》，宋代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曾氏认为，许、郑考查先王制作的源头，杜、马辨析后世因革的要点，他们都是属于“实事求是”的汉学一派。

第八组：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王引之。曾氏说，先王之道，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礼。什么是礼？礼就是治理社会的制度规则。清朝学者顾炎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最大，其次是乾隆朝的尚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一书，体大思精，烛幽显微。此外，姚对文章学的贡献，王氏父子对文字学的钻研，都有集大成的功劳。

在将这八组三十四人介绍完后，曾氏对所选的圣哲作了一番归纳：文、周、孔、孟是大圣，左、庄、马（司马迁）、班是大才，他们都是笼罩全局的人物，不能从某一方面来论说。至于诸葛、陆、范、马（司马光），可以列于孔子门下的德行兼政事科；周、程、张、朱，可列于德行之科；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可列于言语之科；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可列于文学之科。这“三十二子”（三十四人），值得世人终身任取一人为师、一书为诵，受用无穷。

最后，曾氏指出，读书求学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它真正的最大目的，在于滋养心性、明忧明乐。在这一点上，所列三十四人都堪称典范。

这不是一般的散文，而是一篇极简极精的学术史论。通过这篇精简的论文，我们既可以感知曾氏的学问素养，也能看出他的求学旨趣。到了知天命之时，曾氏已完全摆脱对学问的功利之心与门户之见，进入“古之学者为己”的治学化境。

然而，当我们仔细地读完这篇文章后，不禁产生一个巨大的疑惑。曾氏所开列的圣哲名单里，竟然没有军事家！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名单里不是有诸葛亮吗？诸葛亮可是一直被视为军事家的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便一直在带兵打仗，以至于出师未捷身先死，最后倒在征战途中。他难道不算军事家吗？

不是的，至少曾氏不是这样看的。他是这样评议诸葛亮的：“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曾国藩说，诸葛亮生在纷争动荡的乱世，遵循儒家学说的理念，以动静得宜的中庸之道处理军国大事。在他的眼中，诸葛亮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有着“宁静而致远”高蹈品性的大政治家。他是以这个身份进入圣哲人选的。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职业军人中的杰出军事家，是有很高地位的，他们中的特别卓越者也是被视为圣哲的。《三国演义》中张松讥讽曹操，说曹“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在张松那里，军事家孙武、吴起与圣人孔子、孟子是相提并论的。在民间，老百姓普遍认为关羽、岳飞就是武圣人。通常情况下，如果要开列中国历史上几十位圣哲的话，孙武、吴起、关羽、岳飞，乃至曾氏本人所景仰的郭子仪、李光弼、戚继光等人都可以入选。

以曾氏的博学，不列这些人，决不是无意遗漏，而是有意不收录。这里透露的是对军事家，更准确地说，是对军事对战争的看法，体现的是对圣贤事业与豪杰事业的轻重态度，即他在这方面所持的价值观。

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六年，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曾氏在血与火的前线上度过。他目睹战争的恐怖与惨烈。十五年的内战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曾氏在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记录当时的实况：“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

句容与二溧（溧水、溧阳）本是富庶的江南之地，现在居然到处食人，而且人肉还在不停地涨价，这真是旷世惨闻。为什么会有如此悲剧，当然是连年战乱带来的恶果。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更是受苦最重的地区。一个好端端的鱼米之乡，就这样沦为人间地狱。

据学者考证，十多年的战争下来，中国东南一带减少人口高达一亿一千二百万。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啊！如此看来，战争能是一件好事吗？在战争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军事家，能称得上圣哲吗？

对于曾氏来说，更为悲哀的是，他本人也是这个人间地狱的制造者。

他自己对待对手的态度也很残酷。他下令对那些顽抗到底的太平军一律剜目凌迟。对李鸿章违背诺言大批杀降之事，他不但不谴责，还大加赞扬。对刚带兵打仗的老九说，不能心软，既然上了战场，就应该以多杀为主。

正因为此，他不要两个儿子从军。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他在给二子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

知道自己做的是造孽之事，这也是曾氏头脑清醒之处。正因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他在南京战后为修复城墙而立的纪念碑上，不书写战功是如何辉煌，也不说胜利者是如何崇高，而是以沉痛的语气题写：“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穷尽天下人力财力，终于收回这座历史名城。苦了那些流血舍命的将士们，后来者切莫忘记他们。所谓勿忘，纯粹是一种廉价的抚慰。除了自家亲人，还有谁会记得他们！一将功成万骨枯。时至今日，人们只知道曾氏兄弟打下南京，死在南京城下数万名将士还有谁能记得起？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对手数十万太平军，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父母之子、妇人之夫、子女之父！

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打下南京立下当时称之为“天下第一功”的曾氏，为何一直到死都从来不提这件事，仿佛这个“功劳”已从人间蒸发，仿佛这个功劳与他本人毫不相干。其中的原因，主要还不是他大功不居，而是这个所谓的“功劳”，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功劳，反而是造孽，他耻于提及。

正因为此，他不认为军事家是圣哲，所以他的《圣哲画像记》中不收录任何一个军事家。当然，不列入圣哲，并不意味着贬低军事家。在曾氏的心目中，关羽、岳飞、郭子仪、李光弼、戚继光这些军事家，仍然有很高的地位，只是他们不是圣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