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版),是庄春波先生生前学术研究最后一项重大项目,也是他学术生命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的一部力作,全书40余万字,第一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对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汉武帝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述,就传主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以及影响作出可信的诠释,从而大大深化了汉武帝与整个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并为探索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思想研究的途径、方法提供了具有规范意义的启迪。具体而言,本书的成功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从思想史的视野对汉武帝的一生活动、思想动机、历史功过予以了全面的总结,使汉武帝以思想家的身份栩栩如生矗立在历史的长河。《汉武帝评传》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认识汉武帝的历史活动,探讨隐蔽在这些活动背后的思想动机,它直截了当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汉武帝本人并无著作存世,他的杰出思想是通过他的丰富实践活动曲折反映的。即,是隐蔽的而非显豁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此,从事汉武帝思想的探讨,不能像研究一般的思想家那样,主要通过对存世的著作文献的诠释去了解和评论,而必须用独到深刻的眼光,透过其历史活动的表象去体认,去把握。提玄钩要,察隐烛微。《评传》的成功,正在于作者深入到作为政治家刘彻的“内隐”思想层次,揭示出其思想代表之所在时代基本精神的本质属性,重点就行为与动机统一的关系着手,层层剥笋似的说明刘彻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与具体政治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对应和互动,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便是“从‘知’与‘行’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之中寻绎打开传主心灵之门的钥匙”,从而发现、发掘出传主丰富的内心世界并揭示出他的思想体系。这样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像刘彻这样特殊类型思想家的研究屏障,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通途。
第二,系统全面,深刻透彻,不囿成说,新义迭呈,关注前人在汉武帝研究上的诸多盲点,填补汉代思想史探索上的不少空白。这是全书的系统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单纯表现为内容的完备,体系的整合(这一点一般的汉武帝评传大多都能做到),而是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立论的时代感。例如,不论是讨论匈奴和战、西域开发等国防战略,还是探究封禅大典、明堂礼制等文化规划,都能在宏大的背景下进行叙事、穷本溯源,清晰梳理其自先秦至西汉的渊源沿革,故做到不但展示了“是什么”?而且回答了“为什么”。二是全书的突出重点意识与致力于填补空白的价值取向。汉武帝自己曾表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这说明“变更制度”与“出师征伐”是汉武帝一生活动的两个基本点,也是其思想的主要内涵之所在。而《评传》以大部分篇幅叙述刘彻这两方面的功业,并集中探讨蕴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动机、文化本质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是提纲挈领、以一统万的正确途径。而作者关于中山李氏事略的考述,关于汉武帝用兵西域、后期征伐匈奴的着墨,则具有突出地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三是匠心独运,别出机杼,多有新见。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考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思想文化政策的中心命题,是由“子学时代”转变为“经学时代”的具体标志,也是整个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似乎已有定论。然而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论证汉武帝尊崇儒术固然属实,但同时亦不废百家之学。应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如此,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的思想统治方略才有渊源可寻。
第三,实事求是,平和公允,尊重事实,适度得宜,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予以客观公正的分析,对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予以合乎情理的评价。汉武帝一生最让人诟病的是其晚年远征西域(攻伐大宛诸役)以及在所谓“五大战役”之后对匈奴继续用兵。人们常将武帝这些战争活动看作穷兵黩武,造成海内虚耗,矛盾激化、盗贼蜂起,“有亡秦之迹”。当代学者中也不乏类似的观点。《评传》没有苟同这类成说,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汉武帝晚年拓边战争的起因,指出战争的发生不仅有武帝的主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当时情势的制约;匈奴“百约百叛”,和亲失败;西域诸国首鼠两端,依违两强,汉廷与西方的交通时被遮断;汉代马政建设与国防部署均需要优良马种,以建设和巩固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部队等等,总之是形格势禁,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汉武帝的过错仅在于具体战术性问题上举措不当,如用人不慎,连续出击未能很好休整,等等。这是与战略上的根本失误无法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其后期的战争也有一定的成功之处,如马政的改善,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融合,中原文化圈的扩大,等等。未可一概否定。应该说作者这样看待武帝晚期的战争后果,显然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相信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春波先生是性情中人,这一特点在《评传》的写作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思想观点非常鲜明,学术个性十分高扬,才气、史识卓荦不群,遣字、用句淋漓酣畅,这是全书突出的优点,也是全书生机盎然的显著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张扬的性格色彩,也势必给书稿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放肆之张力饱满而收敛之功有所不足;个别章节稍嫌枝芜散漫,个别处不乏重复累赘;有些资料反复征引多达四五遍;个别论证尚嫌单薄乃至武断(如推论董仲舒对策在特大洪灾之后;斥责司马光为毁灭北宋的罪魁祸首)等等。但白璧之瑕,实无损于《评传》全书的日月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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