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佩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观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蕴含着独特的历史观。基于群众史观，我们将人民视作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基于进步史观，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终结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和平史观，我们笃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世界历史的根本方向，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狭隘地理解为暴力革命论，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和国强必霸、对立对抗的歪路，坚持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必将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党的二十大宣告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征程，作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新要求。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这体现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定位和理论把握。从生成路径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内生性、自主性和超越性。

仅就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进路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大历史观入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历史贡献；二是基于现代化模式的比较，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意义；三是从“第二个结合”出发，阐释“现代化在中国”的文化特色和文明属性；四是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力量，分析其对于奠基、开拓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引领力。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历史观的理解，但均未聚焦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和基本学理。本文拟从历史主体、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三大论题入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群众史观、进步史观与和平史观，以期推进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的研究。

一、群众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科学历史观，主要是因为其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变革的主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之所以能迎来光明前景，进入关键时期，在根本上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这个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上解释历史、创造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从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到人民至上，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一）群众史观是一种新的科学历史观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此处，两个“绝大多数”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的新视角，也是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改写人类历史的新依据。由此生成的“群众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了崇高的道义性和科学的真理性。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对启蒙人道主义精神颇感兴趣，但他同时赋予了这种人道精神以历史感。如其所言：“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3]从一种新世界观诞生的背景看，青年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见识：其一，历史承认那些为“大多数人”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这一点甚至连宗教都不能否认；其二，“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也是一项神圣事业，只有那些具有“殉道精神”的“伟大个人”才能担当这项事业。

但是，马克思很快意识到宗教人道主义不利于人的解放。通过对宗教所构筑的心灵与世界的“颠倒世界观”的颠倒，马克思坦言，“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4]。正是因为将目光指向了现实世界，马克思才在世界观乃至历史观层面看到了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民——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恰恰因为在捍卫农民物质利益问题时遭遇了莱茵省议会的打压，他才与恩格斯所揭示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产生了价值共鸣，所以，恩格斯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5]

可见，“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是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时的“元问题”，这个问题被宗教哲学作了颠倒式处理，被启蒙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作了抽象性处理，唯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和观念体系，人的解放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因此，当国民经济学家用自由劳动和公平买卖等话语来粉饰资本主义时，马克思强调，“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6]。这个关系显然就是工人和劳动之间的外化、对立和对抗关系，私有制是这种关系得以确立、巩固和扩大的经济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其实都是在不触碰私有制前提下徒劳无益的社会改良，这必然是一场失败的社会实验。与之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意味着领导阶级必须源于工人阶级内部，要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时，这项运动必须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如此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解放，从而开启真正的人类史。

基于此，当恩格斯晚年用“历史合力”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我们一定要清楚，这种合力既包括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暂时联合，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真正联合。从历史长周期看，阶级关系只能有限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少数人”暂时取得统治地位，“多数人”始终与“少数人”处于对立和对抗地位。唯有“重建社会所有制”，使大多数人在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上实现自主生产、自由联合，即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主要是因为人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点，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而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里的“人”是一个社会交往、合作、竞争等关系意义上的集合概念，这是群众史观的学理基础。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

从文明传统看，中国自古不乏民本思想，而是缺少与之相应的公有经济制度和能够监督皇权的民主制度。从社会功能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是历代革命阶级取得和巩固权力的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思想要么囿于统治阶级内部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警醒和贤能君主的自我鞭策，要么被农民阶级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得以巩固和延续。从社会效果看，历次农民起义虽打击了封建统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进步，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阶级的组织，因而无法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这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提供了历史空间和实践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7]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有庞大的农民阶级和相当数量的手工业者与小资产阶级，但是缺乏为这个“绝大多数”立心、立言、立业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政党，只有在1920年毛泽东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8]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个问题才真正得以解决，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走上了正轨。

正是在广泛的人民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9]。这些主张与《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立场、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本质相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属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便是这种属性的历史呈现。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0]其内涵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前者说的是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除了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后者说的是个人意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个人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党的领导作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民主和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四句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实践论、认识论的学理贯通，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方法论转化。

百年党史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我们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起家，进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心相印、血肉相连、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方向。在历史的接力奋斗中，我们读懂了历史的宏大考卷，答出了优异成绩，这是百年大党依然保持青春气象的政治密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没有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自我陶醉，而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全局性变化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美好生活”涵盖教育、就业、收入、医疗、养老、居住条件、生活环境、文化生活很多方面。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才能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交出更优异的答卷。

从学理上分析，“人民”和“群众”两个概念具有本质的同一性，“人民至上”与“群众路线”体现的都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工作作风，所以，我们经常将“人民”和“群众”统称为“人民群众”。就差异性而言，“群众”这个概念的相对面是党员和干部，二者只是政治身份的差异；“人民”这个概念在内涵上可以指中国人民，也可以指世界人民，在政治上包括一切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人。在当前伟大斗争的环境下，坚持人民至上对应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体”，其政治意涵和特性较为突出，“人民至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学理性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持批判态度，就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城乡聚合、贸易连通、财富创造等方面的确推动了历史进步，这是一条显性的“物的逻辑”。另一方面，较之于以往，资本主义“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1]，这体现的是一条虽然隐性却更为本质的“人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由仅限于资产阶级内部，所谓的人人平等只是其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幻象。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已经演变成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2]。“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便是马克思主义“人的逻辑”的有力彰显。

基于这种理解，一方面，在历史纵向的意义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所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基本内容，就是因为“共富”链接着古人以均贫富实现大同之世的向往、近人以“打倒军阀、除列强”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解放、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集体心理。另一方面，在横向空间的意义上，西方式现代化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根本无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和共同富裕。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架构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之上，时至今日，这个“社会化”只是从“经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进行了一种历史的回缩而已，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本质的时代展现，也是由其先行倡导的现代化很难再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制度性弊病。

在理论的清醒与历史的自觉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13]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中国式现代化要全面推进，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实体和领导核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个根本价值立场，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条历史新路，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物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有机统一。

二、进步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诞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在表面上关联着“杰出人物”与“绝对精神”，在深层实际上关联着神秘的“上帝计划”，作为其“合理内核”的辩证法则被包裹在这个观念体系的内部。基于对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颠倒”，马克思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联系第一次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因而，进步史观是辩证发展观用于理解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成果，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步性的学理依据。

（一）从辩证发展观到进步史观

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曾经面对两类历史哲学资源：一类是兰克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史学资源，这种史学强调研究历史要“如实直书”，只需将客观发生的人和事如实地记载下来即可，史学家本人的功夫只在于史料的搜集、甄选和编辑，无需进行主观价值评价和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另一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其虽然也强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更注重用思维来把握这些具体，从而使历史事实显示出某种逻辑属性和理性主义色彩。

当然，以个体性、客观性为圭臬的兰克史学其实也暗含着对历史的整体关照。兰克坦言：“如果我可以斗胆作一评论，我就可以发现神性——由于在它面前没有时间性——在对历史性的人类作总体性考察的时候，它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确切地说，在人类的教育理念中，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类进步都被赋予了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历史学家必须拥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14]也就是说，历史事物的独特性其实源于“神性”的价值论保障，“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历史”[15]。与兰克相比，黑格尔也力图按照自由的原则将世界历史连成一个整体，辩证法便是这个整体得以可能的方法论原则。黑格尔指出，“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16]可惜，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实攥在上帝手里，上帝是偶然与必然、前进与曲折、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相统一的真正主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全部的德国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7]。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社会自然科学取得长足进步、工业革命日新月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可是，在德国的哲学中，这种唯物主义原则被一帮德国哲学庸人用神秘的上帝计划来解释。出于这种愤懑和不满，马克思基于市民社会给历史选择了一个新地基，那就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并且，这种活动会根据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劳动工具、需要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8]。可见，历史并不是某种神秘力量决定的神秘结果，而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而展开并延续的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这也是历史具有现实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由低到高发展进步的底层逻辑，这便是以马克思命名的新唯物主义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个规律的本质就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且，随着劳动能力的提升，这种生产必然呈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性，与此对应的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也必然呈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性。

正是在历史进步主义原则下，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不受某种神秘力量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现代所有制四大类型；基于生产方式，马克思用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四种形态来理解人类历史；基于人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把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这些视角其实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不同侧面，也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丰富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进步主张。

（二）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历史终结论”的悖谬性

正是以辩证发展观为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才创立了科学的进步史观，从而使一切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想象都不再必要。事实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和之后，“历史终结论”始终不绝于耳。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历史终结论”在19世纪的代表，那么，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则是“历史终结论”在20世纪的代表。只不过，前者维护的是普鲁士君主专制，后者维护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到了后现代史学这里，历史既无本质，也无规律，而是变成了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交织的心理活动、认识活动和话语游戏。可见，自19世纪至今，西方的历史哲学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发展，这与西方式现代化日益走向保守、衰退和混乱恰恰形成了某种理论对应关系。

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曾这样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是从观念和现实的关系出发，将其与黑格尔辩证法作了一个原则区分，更进一步看，马克思此处所讲的“物质的东西”指的主要就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得以前进发展的本体。

在作了上述区分之后，马克思接着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0]辩证法为什么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原因就在于，按照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原理，一方面，从“物的逻辑”看，资本主义的确创造了远大于过去所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这固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从“人的逻辑”看，与过去所有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人和人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这种社会即使实现了自由，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总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这些危机必然会在量和质上不断推动资本主义向超越意义的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必然”形成了理论呼应关系。

1992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尽管现代化理论家对于线性的历史演进会如何展开，是否存在着取代现代性的道路，存在着分歧，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着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21]在理论层面，福山还引用马克思的话为自己佐证，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2]。福山的著作出版后，对其的批判和攻击始终不绝于耳，他本人也作了某些理论上的让步，认为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依然存在某种历史的张力和空间，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论，他仍然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乃至悲观主义论调，这种论调与波普尔等人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本质上殊途同归。

如果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学理和体系的内部，福山等人的“历史终结论”根本站不住脚。原因在于：

其一，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肯定韦克菲尔德的意义上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3]。也就是说，作为直接生产资料的财产、技术、土地等只是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24]。很显然，由于私有制的原因，资本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成为一种支配性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作为个性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共性形态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与之相比，福山等人用生产要素和具体形态来谈论资本主义的做法，其实犯了一种用要素替代结构、用历史发展具体阶段否定历史发展长期过程的形而上学错误。

其二，即使谈论生产关系，马克思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采取历史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在分析资本和地租的关系时，马克思就指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25]这是因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26]。可见，作为核心要素的资本以及作为超越于封建社会新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会万世永存。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是福山所吹捧的具有某种非历史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这种用观念决定现实、主宰历史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方案”，恩格斯在世时曾进行过严厉批判，这充分说明了“福山方案”的荒谬性。

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已充分关注到多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从未基于某种具体的资本主义断言历史终结，即使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恩格斯也指出，“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27]。也就是说，对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原则，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很显然，福山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一时一面的优点，其对社会主义的悲观也主要源于早已僵化蜕变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片面性思维方法决定了其必然得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的谬论。

总的来看，以福山等人为代表的各种“历史终结论”要么是放大了历史的个案和局部，忽视了历史的整体和过程；要么是放大了历史的曲折性，而忽视了历史的前进性，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原则下的辩证进步观，因而，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违背辩证发展观的唯心史观。只有将唯物史观蕴含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的实质。

（三）历史进步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28]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和自由交往是其两大原则，这项事业发端于西方，拓展于全世界，是人类从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根本纽带。

对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态度很辩证。一方面，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一种“铁的必然性”。马克思先后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9]“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0]另一方面，必然性并不直接等于现实性。在普遍的工业化面前，资本主义现代化本就是千姿百态，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可以是多种多样。1877年，马克思明确提醒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切勿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分析直接套用于俄国社会。基于西欧历史，马克思分析指出，古罗马也有大量的自由民，但他们并未变成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工人，而是变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古罗马也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他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1]可见，历史既不是靠固定的公式来推算，人类也不可能按照刻板的模板而生活。工业化的方向不直接等于工业化的过程，同理，一国的工业化模式也不等于各国工业化的共同模式。

在学理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2]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工业现代化的多样性既取决于每个民族的对外交往程度，也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结构，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普遍事实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深刻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33]一方面，历史已经证明，不搞现代化或落后于西方现代化，我们必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我们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提高，使中国成为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搞现代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这种必要性既源于我们对西方式现代化殖民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源于我们对中国社会独特性的把握，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4]。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党带领人民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出来的。正是在历史接力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刻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西方社会的制度、中国古人的主张都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现实，而是需要在守正创新中发展，这体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的深刻理解。

三、和平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性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地区和宗主国家之间的斗争对抗较为激烈的时代，这种对抗在根本上源于私有制造成的劳动者与生活资料的分离，因此，他与恩格斯才提出了“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从大历史观看，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阶级对抗的制度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在根本上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和平史观，而不是所谓的“暴力革命论”。很显然，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是我们坚定理论自信、保持历史耐心的定力所在。

（一）“暴力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

从文献体量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的确有大量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如，马克思就讲过：“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35]“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6]恩格斯也说：“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37]“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38]对马克思本人，恩格斯也评价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3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结成了革命友谊，二人是并肩战斗的伟大战友。

但是，我们能不能据此就说“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显然不能。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基于阶级分化基础上的暴力革命本身是一种历史现象，并非某个社会形态、政党组织或社会制度的专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40]马克思明确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1]阶级斗争既存在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阶级内部；既存在于过去的历史阶段，也存在于资本主义自身。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暴力革命论既缺乏文献依据，也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

其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暴力革命只是经济斗争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恩格斯指出：“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42]所以，“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43]。可见，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对抗性经济关系的反映，而非主观臆想或人为制造。

其三，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更为关注社会革命。如果说暴力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象，那么，社会革命则代表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内在机制的理解。这个机制被马克思表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4]较之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对社会革命一般原理的阐述更具原创性，它为我们系统把握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变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暴力革命也最终会退出人类历史舞台。马克思那里其实有一个关于“人类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关键就是结束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分离，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自由占有和平等使用。很显然，暴力革命只是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在俾斯麦与波拿巴、沙俄联手镇压工人运动却使英、法、德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时，马克思由衷地指出：“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45]

（二）西方式现代化的殖民主义本质

无论怎么进行意识形态掩饰，西方式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武力侵略和殖民掠夺。在资本主义早期，作为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比较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君主、地主、贵族以及教会阶层。当然，这些革命大多都是政治革命，旨在实现统治权力的转换，以期为科学技术的应用、世界市场的开拓、阶级利益的巩固打下基础。在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资本主义强化的只是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一方面整合了大量生产要素，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其制造贫富对立、两极分化、对立对抗的速度也远胜以往。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建立在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剥削和统治之上，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如何进行自我调整，都绝不可能消除这些弊端。

若以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1789—1848年是“革命的年代”，英国完成的是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完成的则是政治革命，前者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1848—1875年是“资本的年代”，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者，自由主义也因此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但是过度的生产和消费也引发了大萧条；1875—1914年是“帝国的年代”，这个时期，英国成为核心，美国不再是外围，美西方国家基本完成了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在技术霸权、军事霸权、政治霸权、金融霸权的加持下，世界各地的资源开始向几个殖民帝国集中；1914—1991年是“极端的年代”，这个时期，历史就像一块“三明治”，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与垮台，这种历史的“走马灯效应”使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西方式现代化就等于历史的终结。

其实，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尽管自身也陷入了诸如金融泡沫、债务危机、社会失业、民主透支、经济衰退等麻烦，但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颜色革命”、技术垄断、贸易制裁、军事侵略也从未中断，这些手段甚至同时被应用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因此，从历史的长周期看，和平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上升期或疲惫期的某种暂时停歇，殖民和掠夺才是其“强身健体”的基本手段，这其中变换的只是对象、领域和形式，不变的始终是资本逻辑。无怪乎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中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友好的或慈善的体制，但它是迄今为止在财富创造方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目标，因为它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而运行的。它创造了经济的增长、繁荣和作为副产品的就业。它也以自己不断变化的趋势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和破坏。”[46]

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大逻辑中，和过去的阶级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已日益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乃至极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代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揭示出资本主义依然存在17个矛盾，这些矛盾涉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资本与劳动、垄断与竞争、自由与控制、资本与自然等方面。在这个背景下，他站在一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种“革命人道主义方案”，主张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来化解劳资阶层之间的阶级对立[47]。但是，谁又是这项运动的领导和组织者呢？大卫·哈维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人道主义并不具有现实性。

（三）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尽管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考题，但是，回答这个考题必须基于每个民族和国家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输入型，而是内生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8]基于五千多年绵延传承的中华文明，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倡导交通成和、保合太和、共生并进，反对隔绝闭塞、强人从己、丛林法则的文明民族，这样的民族基因和文化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文明的基因并不等于文明的现实。受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社会制度、风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整齐划一，而是会沿着各自的发展道路前行。如果将历史的年轮加以解剖，我们会更深入地发现，即便是处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巨大差异。为弥合这种差异，有的国家选择的是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合作进步的文明发展道路，有的国家采取的则是挑拨离间、武力侵略、对外掠夺甚至摧毁破坏的霸权主义方案。实践证明，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和世界潮流，任何有悖于这一人间正道的做法最后必然要被世界人民推下历史的舞台。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在过去也经历过乱世。这其中，有的是由地方豪强演变而成的地方割据，有的是宫廷内部利益分化而成的朋党族亲，有的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权争夺，有的是因为统治者极限压榨造成的农民起义，还有的是源于他国大举入侵造成的国家动乱。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历史的悲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珍爱和平，珍惜、向往和睦的生产生活环境，这种价值追求是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是历代王朝以大德约束小德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例如，按照传统的君臣道德，作为享受殷商政治待遇的诸侯，武王伐纣本不具有革命合法性。但是，由于周人坚持民本立场，所以推翻殷商的残暴统治在本质上是为民请命，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在周人这里，这件事情被解释为：“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国语·周语上》）墨子对“三代”王权变迁的描述也体现了这种价值立场，即“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详上帝伐，元山帝行，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庶旧鳏寡，号咷无告也。故乎于此，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墨子·明鬼下》）可见，利民是大德，利己是小德，这种利民观也是中国人的战争观，它厚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是我们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的道体与德体。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世所罕见，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为了摆脱这一处境，中华各族儿女进行了奋力抗争。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与这种抗争运动有机结合进而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指南，关键在于人民性是这一理论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正是据此定义了自己的性质，带领人民完成了翻身作主的历史任务，赢得了人民的真正拥护。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是用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来消灭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和平，而不是穷兵黩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经过长期奋斗，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此过程中，受先发优势、霸权心态、制度自恋、文化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制约，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干扰、渗透、破坏甚至侵犯从未中断。但是，我们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没有被美西方国家“带节奏”，而是通过“两个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以反遏制、反独裁、反霸权的和平发展原则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49]。

结 语

尽管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考题，但是，现代化的目标并不等于现代化的形式，西方式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更何况，这种形式的现代化所具备的文明色彩本就十分单一且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反文明甚至反人类特性。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历史观层面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进步史观、和平史观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必将具有历史的新优势和发展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