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轴心文明”出现的六大原因

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不同文化圈的“轴心文明”何以在北纬30°上下同时产生？雅斯贝尔斯确实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倒是不妨进一步做一点探讨。

第一点，高级农业的出现。农业文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发展，迄今至少有1万多年了，“轴心时代”前后正值农业革命完成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农业、畜牧业产生之前，人类直接依赖天然物而生活，处在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阶段，而在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文明发达以后，人类则对那些植物或动物进行了人工改造，使它们成为农作物和被人所掌控的牲畜，所以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的历史大幅度地向前跨进了一步。需要注意，游牧文明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养马也好、养牛也好，也还是属于畜牧业，不过由于他们生活无定，故而迁徙无定，长期的战争冲突也导致他们的生活方式破坏性很强，所以游牧文化中恐怕注定产生不了高水平的“轴心文明”——游牧民族中可以产生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一代天骄，征服半个地球，却未必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所以，只有在以种植业为主的狭义农业下，人民拥有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文明才能够稳定发展，从而进入到“轴心时代”。人类的几大早期文明都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或铁器等硬度大、延展性强的金属工具，在此基础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显著提高。由于生产力都较早地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在经济生活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等到这些分工比较精密的时候，“轴心时代”出现的条件就产生了。

第二点，高水平城市的出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几百年，北半球这一带高水平城市的出现，与农业革命的完成直接相关。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交换的发展，导致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和城乡的分离。各种不同性质的城市（军事堡垒、政治中心、工商业中心，或兼具几者）在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竞相出现，如中国在战国时，仅韩国便“有城市之邑七十”（《战国策·赵策一》）。中国的“国”，其本义就是城市，到了“轴心时代”，城市不仅仅是军事中心、政治中心，也已经发展成了文化中心。这就是“轴心时代”“轴心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比如希腊的雅典，当时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把雅典称为“希腊的学校”，雅典同时也是巨大的图书馆，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都曾长期居于此，是希腊诸哲生息之所。

中国当时齐国的首都临淄，因“稷下学宫”而形成千古闻名的文化中心，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鲁仲连、荀况曾讲学论道于此，人称“稷下先生”。其他如鲁都曲阜、魏都大梁、楚都郢、赵都邯郸、秦都雍城等，也是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兼文化中心，是哲人聚会、文学游说之士论辩的所在。此外，希伯来的耶路撒冷是希伯来先知们的聚集地，《圣经》即修订于此。印度的华氏城是由阿育王组织的佛经第三次结集之处。总之，城邦作为文明的集结中心，构成智者荟萃、撰写与传播典籍的处所，为“轴心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点，国家制度初步成熟。与城市的日渐发达紧密相连，“轴心时代”前后各大文明圈中的国家典章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也是“轴心时代”政治环境特色所在。当时已进入社会等级截然有别的阶段，国家典章制度初具规模。印度的种姓制度日益琐细苛严，以孔雀王朝为高峰的古代国家体系在此间形成；希腊的城邦国家崛起，寡头政治（以斯巴达为代表）与民主政治（以雅典为代表）在此间并存；中国的宗法封建制度以及君主政治，在这一时段基本成形。这些国家体制对于文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前国家的原始民主记忆仍然鲜活，这二者的互动关系是“轴心时代”政治环境的特色所在。

第四点，专业文化人的诞生。“轴心时代”的一大进步，是专司文化事务的人群及其创制的记载文化事迹的文籍出现，与此同时，文化传播获得较便捷的手段。首先，由于剩余产品的日益丰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进一步明显，专职文化人脱颖而出。希伯来祭司，印度婆罗门和佛教僧侣，希腊哲人和剧作家，中国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诸子”，便是这种以宗教活动、艺术创作或教育后生、整理典籍为职志的专业文化人。他们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压力，从求生负担下得到解放，以“劳心”为务，专心致志，从事精神性创造，理性思考、历史反思、哲学玄想、艺术创作成为这部分人的特长和职业。其次，民族文字及修辞方式基本成熟，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希伯来和希腊的拼音文字，中国的汉字及文言文，都在这一时期定型。而且，那时候各民族也都有了载籍材料，如纸草、牛羊皮、竹简、帛等。总之，著书立说的主观条件（学者的知识积累与思维能力）和客观手段（文字、书写材料）大体齐备，学者们这时不仅产生了思想学说，而且“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墨子·明鬼下》）。人类第一批系统的典籍因此具备了诞生的条件。

第五点，文化传播的日益发达。随着车辆、舟楫等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商业活动和战争的进行，人们逐渐走出狭窄的天地，各区间人群交往增多，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被打破，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会，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如中国有南北之学（老庄与孔孟）的交会，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摄（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典型事例）；希伯来则躬逢巴比伦、埃及、波斯、亚述、迦南文化的聚会；印度处在本土哈拉巴文化与外来雅利安文化的碰撞，以及吠陀与反吠陀的论争之中；至于希腊文化，就像赵林教授说的，兼收埃及、巴比伦、波斯、亚述、腓尼基文化的恩泽，直接承接了埃及文化，又接续了腓尼基文化。腓尼基的拼音字母，就是被克里特岛乃至被整个爱琴海文明改造发展出来的，从而有了后来的拉丁字母，整个西方语言系统都是从这一路过来。另外，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空想，埃及的国家体制给他提供了很多素材。多种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选择、文化重组的机会，有可能形成“杂交优势”。所以在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流手段的逐渐具备，文化传播、文化的交流碰撞构成了产生“轴心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点，自由思想的充分发展。“轴心时代”是一个独断论尚未确立的时代，之前被神所支配的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自由思想得到鼓励，起码没有被严厉禁止。如印度在释迦牟尼出现前后，唯物论、怀疑论、感觉论、诡辩论、虚无论等思想流派竞相涌现，许多城邦国家的统治者对哲学论争颇感兴趣，从不迫害文人学士；希腊古典时期，众哲人纷纷创立学说，群贤毕至，相与论难，而希腊诸城邦提供了这种宽松活泼的学术环境；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还没有形成专制一统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思想霸权，这个时候各种思想都在发展，且与诸侯们竞相变法相关联，“求士”之风大盛，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汉书·艺文志》），儒、墨、道、法等学派蜂起，成一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个是“轴心文明”产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都没有以哲学王自居，而是热衷于向这些士人学习。孟子到列国周游，梁惠王见了孟子就说：“老夫子你不远千里来了，你何以教我。”然后孟子侃侃而谈，完全把梁惠王当小学生来教育，梁惠王居然也洗耳恭听。他说：“你主张要行王道，我这人有毛病就是好货，我喜欢别人的财产。”孟子说：“你好货可以，但是你不要让天下的老百姓没饭吃，如果天下老百姓都没饭吃，你的货也保不住了。所以你要行王道。”然后梁惠王就说：“我还有毛病，我好色，后宫佳丽很多。”你看孟子多会说话，他不是批评梁惠王好货和好色，他说：“你好色可以，但是如果因为你好色，天下的老百姓都成了鳏夫。这个时候，你后宫的佳丽就要保不住。所以要行王道，行仁政。”在这个时期，有学识的人是真正的王者之师，王者也愿意听，这也是能产生出高水平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的必要条件。

着眼于后世，情况则不同了，唐宋时期很多大文人都想当帝王之师，想“得君行道”，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清代更是如此，像纪晓岚这么大学问的人，在乾隆皇帝面前一谈政治，马上就被呵斥，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文学侍从而已。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时代”，确实有这个条件。正是在这种思想相对自由、学术空气比较活跃的条件下，几大古文明才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作，在继承性的创新过程中产生了“轴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