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转折,原本受到打压的毛主席终于重返领导岗位,革命道路开始往正确的方向走。
不过事情都有个过程,在遵义会议前还有三场小型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同样很重要,是为中央调整路线做了铺垫,这才能有遵义会议的结果。
其中黎平会议就做出了影响长征的三项决议,这三件大事如果没能及时确定,红军的前路仍未可知,说不定还要继续走之前的老路。
那么,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呢?

一、确定了新的行军方向
我们都知道,长征是以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而结束的,但一开始并中央没有将陕北规划为落脚点。
出发时全体都有些慌乱迷茫,之所以要走,只是因为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难以坚持,才被迫进行转移。
当时中央有过要去湘鄂西的想法,毕竟原来拱卫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主力已经过去与贺龙会师,有这支部队打前站,中央抵达湘鄂西后能迅速适应,携手建立更为广袤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但是,国民党也看出这层心思,调离了重兵围追堵截,让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就已伤亡过半。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通过情报得知,国民党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做好了伏击准备,毛主席立即向中央提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变目的地。

可惜的是,虽然主席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但提议还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路线仅仅做了稍许改变,最终仍是要赶往湘西。这就意味着依然要扎进敌人的包围圈。
毛主席为此急得不行,行军途中不断找到领导干部耐心说服,最终在黎平会议上获得了大多数支持,会议决定不再去湘鄂西,而是进入贵州,准备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
虽然后来川黔革命根据地没能落实,但这次转变方向,避免了遭遇更大的伤亡。同时也在表明一点:毛主席的影响力慢慢扩大了。
血战湘江前,主席的意见基本被博古等人驳回,通道会议时,主席的力量还很渺小,但是到了黎平会议,他的话能够占据主流了,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变。
证明主席的威信正在被重新树立,为遵义会议的复出打下很好的基础。

二、重新整编中央纵队,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
由于在过湘江时伤亡过大,很多部队缺额严重、干部位置却超编,这并非好事,会影响到战斗力。中央从全局考量,对人员进行了一次整编,主要的大动作有两个。
一是让红八军团并入到红五军团中,这两个军团过湘江都承受着非常重的任务,伤亡也是特别大,合并之后,把那些空余的架子都撤掉,增加战斗人员。
二是将中央军委直属的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原先的两个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剑英、罗迈,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中央军委的安全。
但眼下形势危急,军委纵队也必须随时投入战斗,因此合并成一支部队能更加快速反应。同时,中央让军事能力更强的刘伯承来出任新的司令员,这样创造的战果能够更大。
刘伯承在黎平会议上还得到另一个任命——再度担任总参谋长,这其实也是个重要信号。

“再度”说明刘帅曾经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那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获任的。
对,就是那个让毛主席离开核心层的宁都会议,彼时刘帅到苏区不久,没搞清实际情况,心里也是崇尚苏联正规作战那一套,因此站在了对立面。
但是刘帅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开始明白毛主席的作战思路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专门撰写《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阐述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这导致他被李德等人讥讽,总参谋长职务也被撤去。
而黎平会议的这番变动,看似是刘帅一个人的职务问题,实则是领导层思路在悄然转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意识到苏联模式不能死搬硬套,那个曾经一直带领部队打胜仗的人不该被埋没。
所以从正规战走向游击战的刘帅才可以回到核心岗位,所以毛主席后来才能够复出。

三是丢掉那些拖延速度的无用辎重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简直就是一个“大搬家”,博古、李德等人什么都不愿放弃,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野战医院的X光机、大炮底盘、笤帚、擦机布、烂手套等等全都带上。
这些“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其中光苏维埃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就有一百多副担子。为携带这些物资,我党被迫组织了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极大地拖延了速度。
红军装备是不如国民党的,以往能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不外乎两点:战斗意志、机动性。眼下这番负重前行,堪称先打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还怎么出其不意?
很多亲历人员的回忆录、相关影视作品都讲述了这些暂时无用的辎重的危害。比如电影《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里很多指战员扛着大物件累得吐血,白白牺牲掉了性命。
用一个最直观的数据说明,湘江战役前,从道县到湘江,总共一百公里左右,负责运送辎重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走了整整四天,其余部队即便走在前面也等了四天。这四天让敌人追了上来,是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

一开始负责运送运输物资的红军战士有6千余人,还带了大量挑夫,但在黎平会议时只剩下了2000多人。经过各方协商,最终决定:丢弃那些无用的辎重,部队轻装上路。部队闻之欢呼雀跃。
之前为何博古、李德等人坚持要携带那些大物件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左”倾领导人分不清形势,固执地认为这次转移只是一个根据地搬到另一个根据地,要求任何东西都得带上,丢掉辎重则是逃跑主义,是红军的耻辱。
这种“既要又要”的思维不过是自欺欺人,得到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无端付出生命。而黎平会议的改变,也代表整体思路的转换,不再盲目,开始重新被思想武装起来。
所以总的来说,黎平会议三项决定的背后,都藏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在历史上知名度不算高,但非常重要,是大转折前的铺垫。同时,长征能够获取胜利,真的也离不开毛主席啊。
来源:故里梦长安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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