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一个村庄见中国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清晰地感觉到时间的飞逝。当拿到刚刚出版的德文版《中国在梁庄》时，我意识到，距离《中国在梁庄》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已经十五年了，那是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年过去，我从青年的梁鸿，变为中年的梁鸿。我和梁庄一样，随着时间，慢慢往前走。

在写《中国在梁庄》之前，我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响。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一年中国各大报纸、媒体都有采访和报道，也因此引起关于“乡村该何处去”“故乡沦陷”“大国蔽村”等问题的持续讨论。这也让我认真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我意识到，《中国在梁庄》以及后来的《出梁庄记》，无意间触及一个一直被忽略掉的根本问题：

在飞速朝向城市化发展的中国，乡村在经历什么？而这个“乡村”，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故乡。这是深藏于每个人心中的困惑。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一个人一年不回自己的村庄，回去之后，村庄里面熟悉的路、树没了，两年三年不回，村后的那条河没了，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很多人的村庄几乎变为废墟，这种变化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无家可归感”和一种慢慢滋生的哀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替所有人写出了这一变化和这一哀愁。同时，也替所有人提出疑问：我的家到底怎么了？中国的乡村，到底怎么了？

实际上，即使很多出生在城市的人，在读“梁庄”时，也有很深的共鸣，由此，我想，由农业文明生成的“乡土经验”还是深藏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那是一种深刻的集体无意识，是每个现代中国人经验的源头。

十几年过去了，梁庄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二〇一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我的父亲，书中的“梁光正”，在梁庄家中与世长辞。与三十年前去世的我母亲一样，他也埋葬在梁庄后面的墓地里。对于我而言，这是最大的变化。有父亲在，我回到梁庄，就还像一个孩童，带着天真和好奇，对一切人和事抱以极大的热情，完全投入到他们的故事之中。父亲不在了，他的同辈也一个个走了，前面的遮挡没有了，而我，站在通往坟墓的路上，成了别人的遮挡。似乎突然间长大了，对于梁庄，我又加深了那种不可分割的情感，我好像更有义务把梁庄的存在形态、梁庄人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埋葬着我的父亲母亲，我的来源，我的过去，还有，可能的将来。

就大的历史长河而言，十年一瞬，但就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而言，十几年经历了很多事情。许多人去世了，年长的，年轻的，有自然老去的，有意外身亡的，各种死亡在村庄上演，只是一阵波澜，很快就归于平静，但影响却一直都在。因为“村庄”这一结构实体的存在，这些死亡也成为村庄的公共事件。相熟的几家人会在一起讨论、商议，最后，决定谁出面，远赴异乡，去谈判、带回赔偿金和死者骨灰，或者，由谁出面，去安排葬礼和各方事务。这也是村庄仍然有某种凝聚力的表现。

自二〇〇九年起，政府开始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每个农民每年交一百元人民币，到六十岁以后，每个月给发六十或八十元的保险金，从二〇一九年开始，农民每年交两百元，六十岁以后每月发一百多元。虽然仍然不足以维持生活，比起之前的一无所有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和征兆。

女性的健康和基本权益，仍然较少得到关注。我的第三本梁庄《梁庄十年》中“芝麻粒儿大的命”写的就是这一现象。中国农村女性一直是被忽略的议题。农村女性长年处于超常的工作状态中。年轻时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有孩子后，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有的还要种地。即使这样，留在家里的女性一直被看作不挣钱的、吃闲饭的人，没人肯定她们的价值。另一方面，农村女性一直遭受着男性中心主义的压迫，这一男性中心主义往往以习俗、道德、爱为名，把女性紧紧束缚住。

老人在去世，年轻人在成长，婴孩在出生。在一个村庄里面，死亡、成长和出生既是私人事件，也是公共事件。村庄的内部是敞开的。生命来来去去，而村庄恒在，正如村后那条大河一样，永恒流逝，又永恒存在。

就外部的地理空间而言，这十年间，梁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村庄后面，一条人工河流（南水北调大河）自南向北而来，气势恢宏，犹如一把利剑，劈开大地，直往陆地深处掘进。它毫不留情地高高跨在“湍水河”的上面，使得这条几千年来一直养育两岸人民的大河，显得荒凉、颓废。也确实如此，我童年时代还经常涨水倒灌进村庄的湍水河，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挖沙，河道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夏天雨水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很窄的一条流水。南水北调大河的建成使得周围村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村庄搬迁，离开了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的被一分为二，中间隔着高高的大河，有的村庄则变得低矮，蜷缩在大地深处。这不是象征意义的使用，是字面意义上的使用，因为那条河总体要高出地平线几十米，站在南水北调大河的河堤上看沿岸村庄，无一不是矮小模糊，低到尘埃中去。作为一个当代的生活者而言，目睹这样改天换地的变化，时常有惊心动魄之感。这无关乎对错。而是，这个庞然大物如此迅速地成长，让你感受到时间的压迫，你的生命似乎也被缩短，且有渺小之感。过去恒常的一切被如此迅疾地变为“过去”（过时），连可供回忆的外部事物也被连根拔起。

在梁庄内部，那大大小小的、有水或者充满淤泥的坑塘，彻底消失了。经过填埋之后，池塘上面都盖了新的房屋。虽然说农民进城打工获取基本生活资料已经成为常态，但是，挣钱之后，他们还是会在老家盖房，以备年老时回乡居住。并且，在近十年，有一个新的趋势，那些在外工作、家里宅基地早已荒芜，甚至已经拥有城市户口的梁庄人，也千方百计回到梁庄盖房。人们热爱梁庄，热爱在梁庄建房，但是，当谈到公共事务时，譬如村庄的道路、房屋的规划、卫生等问题，仍然会用“那些当官的”“人家”等类似的话语去说，好像这些事情该由某人负责，与自己无关。

还有一个潮流就是，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开始回乡。那些在城市拼搏了二十余年的中年人，如今五十岁左右，有了孙子，儿子儿媳继续在外打工，他们回到梁庄带孙子。这是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的身体还完全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可以自己挣钱，继续在家庭拥有主导地位，但因为要为儿子着想，所以，只有牺牲自己。这样，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虽然是为儿子带孩子，但因为失去了挣钱的机会，他们必须伸手向孩子要钱，他们变成了被供养者，自然，也就丧失了家庭中的主导权。家庭内部的权力实现了更替。这又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譬如养老问题。由于退休金太低，他们往往不得不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寄希望于儿子儿媳并不确定的道德标准。这对老人来说，是很恐慌的事情。

另外一批回乡的人就是打工挣了一些钱的年轻人。他们希望在家门口寻找到机会，这样，既可以自己抚养孩子，也避免背井离乡的命运。像曾在北京干装修工的梁安，我的堂弟，就带着妻儿回到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室内装修店，收入还算不错。当然也有的回乡之后做生意会以惨败而告终，于是，再过一年两年，他们会再次收拾行囊，到某个城市打工。

就土地而言，梁庄的农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失地农民”。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不种地的农民。经常有人说，既然不种地，农民还能称为“农民”吗？如果从现实来看，他们的户口在梁庄，他们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城市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就还是“农民”。它是一种身份，而非职业。

土地的收入微不足道，甚至，常常是投入远远大于收成。在我小时候，梁庄人均一亩三四分地的样子，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到现在，梁庄人均不到八分地。一个六口之家，加起来可能不到五亩地。五亩地，两季收成，一般是冬天种麦子，六月份麦子收割后种玉米、黄豆、绿豆、烟叶等经济作物，这些总收入加起来可能至多是夫妻两个在城市打工的一个月工资。所以，尽管政府有许多补贴，譬如一年一亩地补贴一百八十元，或者，非常具体的，种什么补多少钱，但是，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始终不高。

从二〇〇七年左右起，一些大公司开始进驻梁庄，譬如说服梁庄农民把“北岗”那将近三四百亩地整体租给公司，一年一亩地租金六百元。这样，那一片地就可以进行统一种植、集约化管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一个支撑、保证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支持这一集约化管理土地的形式。梁庄的农民举双手赞成。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什么，只要租金能够按时给就行。

近几年，政府又实施更细致的“土地流转”政策（各省、各县实施的时间和方式不太一致），农民的地统一给政府，政府作为中间人，一方联系农民，确保农民收到租金，另一方联系公司，以找到好的项目（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得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样，便于统一规划，实现经济链条的完整性。但是，就梁庄而言，几年下来，政府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如果公司破产，农民的租金就需要政府来承担，但政府又没有这笔钱，这就变成了一个“扯皮”状态。

但是，即使这样，我在梁庄问到是否愿意出售自己家的土地时，所有村民异口同声，地租给你可以，哪怕租十年、二十年，但是，绝对不可能卖给你，“不可能在我这一代把地卖了，那以后我的儿子孙子万一有什么事，他们往哪里去？”

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千百年以来的历史大变局。有些消亡，有些名存实亡，有些还在繁荣之中，它们未来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政治的走向及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走进梁庄，知道了梁光正、清立、明太爷、兰芝奶奶……你会感受到一个个真实的、鲜活的人，就像如果我们走进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个个生动的人，而不是话语或概念中的抽象存在。你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你会对他的生命状态有所共鸣。自然，你和我一样，会认为，他们也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是所有人。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彼此，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情感，那么，我们就能够以更加思辨的眼光去思考所谓的“欧洲”和“中国”，能够洗去附着在各自面目上的古老尘埃。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庄”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村庄，和某某地方是你的家乡一样，梁庄是我的家乡。我熟悉那里面每个生命的笑容，深谙那脸部表情的每一秘密，明白那里面所包含的爱恨与情仇，历史与现在。我爱他们每一个人，也许也有批判、不满，甚至抱怨，但是，我爱他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孩子一样。这是我写梁庄的最大缘由，也是我仍然在持续关注梁庄、书写梁庄的缘由。它将是我终生的责任和热爱。

（本文原为作者二〇二五年十月二日在维也纳文学节上的开幕演讲，发表时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