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光：再说刘文典解聘风波

《读书》二〇二四年第九期刊载了张轲风先生的《风起几层涟漪：刘文典被解聘风波》一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刘文典先生被西南联大解聘的情况。但是，刘文典何以被解聘？个中真实缘由究竟为何，仍值得再仔细探究。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文典给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一封言辞凝重的信。信首说：“月涵先生校长道鉴：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堵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困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

他继而写道：“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倩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行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贵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

信中所言，刘正处于极度的困境中时，刚好有滇南一位盐商（指当地土豪张孟希）仰慕其文才，表示愿意斥巨资邀请他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同时，普洱被称为瘴疠之乡，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发展。此行也就顺便请他写写“普洱行记”一类文章，打破外边对边地的偏见，同时介绍这里丰富的资源，吸引有识之士认识普洱、开发普洱。

刘文典在信中所说的，从张孟希的自述里得到佐证，他说：“思普区的文化建设，我虽然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缺乏人帮忙。这一次承刘文典先生能到这里来指教，我是很高兴的。刘先生道德文章，我早年就仰慕着。承刘先生不弃，今天我居然能领刘先生的教益了，可是我始终有点恨晚的感慨……”（李林克：《张孟希与归侨》，见《云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

刘文典认为，一贯的偏见的确已经成为开发大西南的大阻力，所以也就非常愿意受邀前往。这原本是一举两得的一个计划，一方面能解一时之困，另一方面又能助力西南边疆之开发，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信中接着说：“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秉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

一开始计划在暑假时再往滇南，但考虑到暑假期间正值雨季，行路多有不便。加上那时深山之中伏莽出没，若不结伴并请来兵士护送，生命安全堪忧。因此，决定改期自四月一日动身去普洱。出发之前，正好在宋希濂将军举办的茶会上同时遇到梅校长、蒋常委和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据《梅贻琦日记》，这天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于是当面向他们请假。梅贻琦告知，授课相关事宜须与罗常培商量，在罗的同意下（从他们之间后来仍然保持书信往来可知罗是认可刘的请假的），还得以借出一个月薪金以置办去滇南的行李。至此，他“秉命而行”，踏上了去往滇南之路。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刘文典在信中说，到普洱县磨黑镇后，正在准备研究写作《玄奘法师传》，并计划回联大讲授其专题研究，并誓“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没承想，到普洱才一个月，就突然遭到停薪的处分。不久，又得知，学校将对其磨黑之行进一步做处理。一开始他还不相信，认为此行并没有多大过错，只因路险且远，未能及时返校罢了。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某君”半官方的来信，告知学校已经解聘，并说虽然你手里有学校续聘的聘书，也必须退回。现在昆明的物价又涨了十多倍，米果已贵至万元，切不可再回学校了，你最好一直在那里做磨黑盐井人。

信中“某君”，当指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刘文典此行，闻一多极为光火。由信推知，人事关系其实是在清华的刘先生向梅、蒋、罗请了假（是否正式提交书面请假手续并未在信中言明），而未向时为清华中文系主任的闻先生请假，应早已埋下地雷。

刘文典被解聘，在部分师生中引起了不满。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说：“晚冯来，对叔雅被解聘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之主张。”

冯友兰当时既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又是清华文学院院长，但院长并不能做系里的主，北大中文系主任当然更管不了清华中文系教授的人事。同样，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不能武断地干涉文学院的人事工作，在系、院没有表态的情况下，他也不能擅自做主继续聘任刘文典。这从联大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得到了印证。

西南联大复员前，在海外深造的联大物理学系助教（北大编制）蒋明谦得知北大理学院即将解聘另一位助教、身残志坚的薛琴访，于是写信给已任校长的胡适，请求北大仍然续聘。但是胡适也没有直接为理学院做主，而是写信给饶毓泰商量。校长出面，饶毓泰只好表态，薛琴访的去留，由系中同人共同决定。于是，薛琴访顺利获得续聘。

这就是人事规则，是万不可逾越的。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从信中看，编制在清华大学的刘文典越过该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径直向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请假，实已埋下被解聘的伏笔。要知道，闻先生自己一九三九年的休假，都主动地向清华文学院办理了书面请假手续。

况且，除了人事规则，闻先生也有自己的立场。据王力回忆：“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作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王力所说的为叔雅先生讲情的同事，尚有吴宓、陈寅恪、冯友兰及朱自清等人。

接到被解聘的半官方通知，刘文典不无黯然，不无惊诧。他在信的最后写道：“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至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授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刚如先生信中措辞失当，学校执此为典罪状。伏思典与沈君笃交，私人函札中纵有文词失检之处，又何致据此兴文字之狱乎？学校纵然解聘，似当先期正式通知，何以用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无片纸致典，仅仅传闻昆明谣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觅替人。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径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种种均不可解。典现在正整理着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托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知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谣，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

此信是刘文典拜托罗常培转交梅贻琦的。一个多月后，梅贻琦回复：“叔雅先生大鉴：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自此，无论清华，还是联大，叔雅先生遭解聘已成既定事实。

当时陪同刘文典前往磨黑的联大学生萧荻曾有《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一文行世。据他披露，当时刘文典受邀前往磨黑为当地大土司张孟希写其母墓志铭，并往磨黑中学讲学，实际上是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统战行动。萧荻回忆——

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即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一定的掩护作用。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初，刘叔雅先生夫妇及其幼子，便和吴子良、我、许冀闽、郑道津（连同留在磨黑的董大成共五人）一同乘汽车到玉溪，等候张孟希派来的大队马帮同往磨黑。山乡僻壤的磨黑，一下子来了一批大学生，还有号称“国宝”的大教授同来，自然是空前盛事。

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作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当然，为地下党做了“挡风墙”，校方是完全不知晓的。从整个事件来看，刘文典被解聘主观上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客观上却是因为刘文典先生的请假手续不规范、不完善直接引起的。刘文典只管做学问，不知道不找清华中文系主任请假的利害关系，是这位大学者单纯的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贻琦校长没有替文学院做主，而是按规则办事。闻一多先生坚持原则，由于没有收到请假手续，并以刘文典耽误学生学业为由而直接解聘，也有他充分的理由。以上这些，实际都是大学精神在西南联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