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日本帝国主义“近代超克”论的破产

对于琉球、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侵略者与欧美侵略者实为一丘之貉。某些人以所谓肤色相同、处于同一个历史文化圈、都有被西方侵略的经历，编织出与这位“同文同种”的近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迷梦，但又被锋利的武士刀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戳破。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配合对英美宣战、美化法西斯战争行径，日本军部在所谓“知识助力战争”的口号下，积极招揽动员国内各界知识分子组建智囊团，从思想学术层面论证并宣扬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合法性”。1942年7月，日本军部牵头组织召开以“近代的超克”为名的座谈会（日语“超克”即超越并克服之意），京都学派哲学学者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神学学者吉满义彦，音乐研究者诸井三郎以及《文学界》同人，包括主任编辑河上彻太郎、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作家林房雄等13人参会。1943年，该会会议纪要和文章以《近代的超克：知识协力会议》为题结集出版。座谈会与文章的主旨，是要对近代西方文明进行“最终清算”，论证西方的近代化、西方的文明、西方的侵略将因这场“圣战”而被日本文明所超越。他们强调，日本应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彻底决裂，将战争视为非西方世界摆脱西方控制的“独立”运动。由此，日本对英美宣战、争夺世界霸权，将获得“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然而，他们并未真正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而是将其改头换面为“日本中心论”、“日本优越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摇旗呐喊，所谓的“超克”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以“日本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

所谓“近代超克”论的逻辑起点，是驳斥和否定“西方中心论”。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叙事中，日本虽追随西方进行近代化改革，但身为亚洲人、黄种人依然遭到歧视贬低，反对“西方中心论”并非无的放矢。然而，他们驳斥此论的同时却试图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等级叙事，本质是用“日本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

参会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首先指向西方文明对理性的推崇及其构筑的普遍性神话。京都学派哲学学者西谷启治称，所谓的近代“一般被等同于欧洲的近代。‘近代’表现为欧洲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将自身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即西方将自身历史经验抽象为普世性的“近代”标准，以之衡量其他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吉满义彦则讨论“近代的精神问题”，指责西方以“理性”推动的“无神化进程”瓦解了超越性价值，使个体陷入游离、孤立的状态：“抽象的个体从完整共同体的传统生命领域游离出来，从而引发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自我分解作用。”由此，孤立的个体将陷入膨胀的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陷阱。

参会者预设东西方之间的绝对对立，偏执于日本文化的所谓特殊性，可谓构筑“日本中心论”的关键一步。《文学界》杂志主任编辑兼评论家河上彻太郎是座谈会的主导者之一。他宣称，“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建立新日本精神秩序的主张即已获得多数国民响应。而在此响应背后，一切精神层面的努力与力量被竭力掩盖”，因此“吾等奋起抗争，旨在打破此安逸无力之境”，而“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灯，尽管略显朦胧却穿透了各种障碍并映入我们的眼帘，真是何等欣喜之事”。具体来说，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日本传统则代表着“精神性”的存续，发掘后者并将其发扬光大是实现“近代超克”的关键。物质与精神不仅被对立起来，还被添加到“先进—落后”的坐标轴中，列出“日本=精神=优越vs西方=物质=低劣”公式，实际仍是在复刻“西方中心论”的等级叙事。

那么日本文化的核心又是什么？西谷启治认为“主体的无”是日本文化的核心，日本的近代性要素“以明治维新后移植而来的欧洲事物为基础”，但“文化的各领域基本上呈互不统合之态”；为整合这些要素，必须确立“宗教的立场”，即“主体的无之立场”，“使八纮为宇的肇国理念成为历史性且世界性的现实理念”，实现对西方及其价值的超越。而林房雄将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终极载体，鼓吹必须坚持“勤皇之心”，且这种勤皇之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与单纯的爱国心不同，与对领主或将军的忠诚也不同，更不同于中国的忠义和西方的Royality（应为Loyalty——引者注）。”他们沿袭近代日本将天皇制与无稽的神话传说捆绑以构筑国家神话的方式，掩盖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专制本质、对民众的压迫剥削以及对外扩张的企图。对“近代西方”的所谓反思和批判，实际滑向对“前近代日本”封建糟粕的推崇：日本明治维新所谓“文明开化”的另一面，正是所谓“王政复古”。

参会者把正在疯狂对外侵略的母国定位成“西方近代的超克者”，最终目的却与“西方中心论”如出一辙——论证日本及其文化能取代西方，成为衡量文明优劣的“终极标准”和引导其他文明的“领袖”，构筑日本称霸世界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正在从西方主导的“第一期文明”进入日本引领的“第二期文明”，只有后者保留了未被异化的“精神原理”。换言之，西方的“近代”不是普世的，而是在其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日本的使命在于否定西方近代文明，建构世界的“新近代”。将本国文化神圣化、中心化，自称负有“引领世界”的使命，为此发动侵略战争乃是“帮助”他国的逻辑，正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

以“日本优越论”取代“西方优越论”

在“近代超克”话语中，建构“日本中心论”与鼓吹“日本优越论”相伴而生。精神优越性是“日本优越论”的核心：相比崇尚物质的西方，日本崇尚精神，更为先进。将文化差异绝对化的倾向与等级论交织缠绕，共同构成“近代超克”论对西方的“精神胜利法”。

欧美国家率先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近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及丰硕的科技成果和物质财富，也暴露了资本无序增殖、阶级压迫剥削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本弊病，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引发对西方文明的整体质疑。一战结束后，对东方文化进行浪漫化想象，视东方“精神”为补救物质主义与机械主义良方的思潮流行一时。日本虽进行了近代化变革，但相对于英美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国土、资源、生产力乃至所占殖民地均较有限。因此，座谈会的参与者选择从精神层面切入，发展出日本精神将为世界提供新伦理规范的“日本优越论”。他们强调，西方的物质主义与机械主义导致“精神层面的疾病与衰弱”，而日本“传统的国家精神以‘清明心’为本质”，势必承担着“引领世界历史新进程”的使命。

譬如哲学研究者下村寅太郎认为，西方所推崇的物质和机械本应为人类服务，但实际导致人类“沦为机械的奴隶”，而精神是比物质和机械更为优越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机械（物质）本身是由精神所产”。此论的目的，是通过否定物质和机械及其象征的西方文明，鼓吹崇尚精神的日本文明的优越性。而西谷启治等人将日本“优越的精神”与神道教的“宗教性”捆绑，认为“日本精神中最为深刻的一点”，即“保持着作为宗教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日本传统精神的深刻根基中，能够获得解决（世界性）课题的方向”。

将“西方优越论”转换为“日本优越论”后，“日本=精神=优越”的论调便与极端国家主义合流，共同孕育出服务于侵略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在日本政府、军部及部分知识分子极力鼓吹精神至上、决心凭借“大和魂”超越西方物质文明时，其侵略战争机器已经深陷中国战场泥潭。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决策层也已深知，相对于美国，无论是工业产能、科技实力抑或资源禀赋，日本均处于绝对劣势，对英美宣战，实为一场凶多吉少的豪赌。在此背景下，“近代超克”论者将论证焦点置于虚无缥缈的“日本精神优越性”之上，而非反思侵略战争的邪恶残酷以及战争机器资源耗竭、战争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现实，妄图以精神层面的自我陶醉掩盖战略上的现实困境，本质上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自我安慰，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已为期不远。

以“日本的殖民”取代“西方的殖民”

“近代超克”论是服务于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部分日本知识分子虽然揭露和谴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压迫，但又将日本的殖民扩张和争霸野心美化成对抗西方殖民侵略的“解放运动”，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遥相呼应。这一情况充分说明，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新老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矛盾彻底激化的结果。

座谈会上，不少参会者慷慨激昂地批判西方的殖民扩张，但又对日本在亚洲的殖民行径视而不见，甚至诡辩其侵略扩张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譬如西谷启治发言称，日本面对的课题是“树立世界新秩序和大东亚的建设”，“大东亚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我国去获取殖民地，而树立世界新秩序，则可谓树立一种正义的秩序”，因此从世界角度看，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意味着其能“成长为唯一的非欧洲强国，并肩负起在亚洲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责任”，是一种“必然”。

鼓吹所谓东亚“共同体”，正是日本美化侵略行径的核心策略之一。他们积极利用前文提及的天皇专制制度和所谓日本精神“优越性”，进一步粉饰“大东亚共荣”论。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在“超克”的名义下宣称，日本的“国体”是“以天皇为核心的血源性、精神性统一”，对外侵略殖民不仅是日本民族“作为肇国皇祖神灵之子孙，在万世一系的天皇统率下”展现“国家永恒之生命”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是以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及新世界秩序的建设为最高目的”，“当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浴血奋战时，东亚共荣圈内其他民族若仅仅处于旁观者地位，则将与日本的想法完全相悖”，“若缺乏一种共同与美英作战的同志般情感，东亚共荣圈就无法实现”。至此，日本知识阶层与法西斯军部的共谋关系暴露无遗。

19世纪中期，日本也是欧美列强殖民扩张的受害者，但明治维新后，其试图“脱亚入欧”，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奉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价值观为圭臬，开始一系列对外侵略活动。无论“近代超克”论表面上如何精美动人，也掩盖不了日本从受害者转为变本加厉之加害者的事实。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东南亚发动进攻，在击败当地美、英、荷等欧洲殖民者的同时，建立起日本的殖民统治。对于琉球、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言，日本侵略者与欧美侵略者实为一丘之貉。某些人以所谓肤色相同、处于同一个历史文化圈、都有被西方侵略的经历，编织出与这位“同文同种”的近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迷梦，但又被锋利的武士刀一次又一次地狠狠戳破。更有甚者，日本强大的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叠加，使其对外扩张更加野蛮残酷。当新老帝国主义矛盾日渐激化时，深感力有不逮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想到了曾经被它弃如敝屣的“黄皮肤”，试图以此迷惑铁蹄之下的受害者，把他们绑上日本的战车，充当争霸的牺牲品和炮灰。从“脱亚入欧”到“近代的超克”，无论修辞怎么变化，一以贯之的都是资本的扩张。琉球人“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的泣血，台湾地区“国语家庭”的门牌和被迫日文化的报纸，从旅顺、济南到南京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无数中国人民的冤魂，东南亚被疯狂掠走以供养战争的石油、橡胶和被驱赶去为天皇“玉碎”的劳工及军队，都在无声而又尖锐地控诉着这一点。

那些参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并撰文的知识分子或自得于正在为日本侵略战争绘制“师出有名”的旗帜，或天真地相信自己正在探索日本、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出路”。但历史证明，他们深陷极端国家主义的迷狂，沉迷于优越性的建构，用“解放”的谎言掩盖霸权野心，拒绝正视本国的侵略行径，拒绝彻底批判国际秩序中的不平等，不过是以与西方列强同样的方式，为日本谋取同一套霸权体系中的更高等级和地位而已。可以说，信奉“近代超克”论的知识分子最终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工具，与军部势力合流，共同制造了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灾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如小田切秀雄、竹内好等人反思批判“近代超克”论，指出这场座谈会是一场“拥护军国主义天皇制国家”，企图“消灭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与各种生存愿望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它对战后日本而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有关如何避免再次踏上歧途的现实课题。但是，他们的反思批判并未真正深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在冷战爆发、美国扶持日本为遏制苏联“桥头堡”的历史背景下，战后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省和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更是浮皮潦草、半途而废。

“中心—边缘”等级叙事本身就是近代帝国主义强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破除“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有效方式不是制造新的“中心”和“优越者”，而是摆脱“中心—边缘”、“优等—劣等”框架，立足于分析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认清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世界体系的根本弊端，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彻底解构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辩护的理论话语，澄清人类文明多元发展、地位平等的基本事实，倡导平等的交流互鉴，才可能真正实现对西方文明的超越。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