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蒋介石为什么放弃对日索赔?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被日本视为‘国家崛起的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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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顾日本的战败国身份,公然暗示要以武力介入台海,令中日关系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中日关系的旧恨,主要是指自甲午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的五十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持续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

  由于日本始终不愿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及军国主义罪行,所以,这个历史伤口至今并未愈合。

郭松民| 蒋介石为什么放弃对日索赔?

  在其深如渊的旧恨之中,一个令中国人至今没齿难忘的事实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偿2.315亿两库平银,加上日方巧取的额外款项,实际赔款超过2.597亿两。

  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是日本为甲午战争而支出军费的2.6倍。

  日本靠这笔天文数字的索赔,实现了一次阶跃式发展:84.5%的款项被用于陆海军扩充,使日本一举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列;另有部分赔款被用于完成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使日本能够以列强资格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还设立了教育基金,为日本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被日本视为国家崛起的天赐良机。

  明治天皇在接到赔款数额通报后,欣喜若狂,直言此乃上天佑我日本,自此可奠定帝国百年基业;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国会演讲中表示2亿两赔款,其价值远超黄金,直言中国的赔款,将使日本在十年内成为东亚第一强国。

  外务大臣井上馨认为,赔款是日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日本军方的头面人物如山县有朋、伊东祐亨、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声称赔款是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当用于巩固胜利果实,主张进一步向中国和朝鲜扩张,认为只有持续增强军力,才能让日本永保霸权。

  在日本头面人物的反应中,完全没有对甲午战争侵略本质的反思,反而将赔款视为正当战利品。

郭松民| 蒋介石为什么放弃对日索赔?

  伊藤博文后来在私下谈话中说中国的赔款,不仅是金钱,更是日本崛起的‘燃料’。

  然而,尽管日本在胜利之后对中国疯狂索赔,但战败之后,中国却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1945年币值,相当于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倍),但除了二战结束初期,国民政府从日本获得少量实物赔偿(总值约2000万美元)外,日本再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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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战争赔偿,和蒋介石率先宣布放弃对日索赔有关。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界要求日本赔偿的声音很高,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一直都是暧昧、犹豫的。

  1945年8月,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对日处理方针纲要》,奠定了避免过度削弱日本的原则,规定对日索赔应以惩罚侵略、补偿损失为限,但需避免过度削弱日本,以维持东亚地区稳定;赔偿方式优先采取工业设备拆迁、物资移交,而非现金支付。

  1949年,宋美龄在美国演讲,提出当前东亚最大威胁为共产主义扩张,中国与日本应在自由世界框架下寻求和解;对日索赔问题可酌情变通,以换取地区反共力量的团结。

  无论是蒋介石的维持东亚地区稳定,还是宋美龄的换取地区反共力量的团结,都包含了这样的含义:通过减少,乃至完全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日本合作反共。

郭松民| 蒋介石为什么放弃对日索赔?

  由于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国民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日索赔。

  1946年,国民政府拟定《中国对日索赔方案》,要求日本赔偿50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但没有具体执行细则。

  此时,蒋介石已将注意力转向内战,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推进对日索赔,方案成了一纸空文。

  1947年,为了冷战需要,美国调整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持日本,并反对过度索取日本赔偿,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蒋介石也迅速改变态度。

  1948年,美国正式提出对日赔偿缩水方案,将日本被用于赔偿的工业设备大幅削减,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默认这一方案,实质性索赔已名存实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速扶持日本,明确要求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以换取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支持;蒋介石为依附美国、对抗大陆,正式决定放弃索赔。

  1952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是中华民国为争取国际正义、维护东亚和平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此举旨在促成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威胁。

郭松民| 蒋介石为什么放弃对日索赔?

  1952年4月,蒋介石与日本在台北签署非法的《中日和平条约》(又称《台北和约》),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兹声明:自本约生效之日起,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基于战争状态之各项请求权,一概免除。正式以条约形式确认放弃对日官方索赔。

  蒋介石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媚日以及利用日本作为反共屏障的考虑,也有屈从于美国压力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都是以牺牲中华民族利益的为代价,并为日后新中国处理对日索赔问题,设置了极大障碍。

; ;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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