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宁波堂食商家集体退出外卖平台、打响反平台高抽佣第一枪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参与这次行动的商户主要是宁波当地经营中餐、火锅、小吃等品类的堂食商家，集体从美团、饿了么、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下架商品，终止合作，参与的商家范围广、力度大，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据商家反映，平台抽佣比例普遍在25%至30%之间，如果再加上强制参与的满减活动、投流费，综合成本甚至突破30%，一份30元的外卖，平台抽走约7.5元，加上打包配送成本，商家到手不足20元，扣除食材房租人工，外卖业务基本处于亏损或零利润状态，商家为了维持曝光不得不投流，陷入不投流没单、投流没利润的恶性循环，他们希望通过关闭外卖，将原本给平台的钱让利给堂食消费者，盘活线下生意。
据了解，这种平台高抽佣情况不仅出现在餐饮行业，还出现在网约车平台、旅游平台等行业，也不仅在宁波有这种反高抽佣事例出现，在湖北、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也出现相关事例，只不过没有这次宁波反高抽佣商家这么齐心，也没有这么大规模。
那么，我们要问一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量商家集体退出平台事情呢？我想这是我国整个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结果。当平台巨头垄断到一定程度，当所有商家全都被平台压榨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发生。
现在我们会看到，街边实体店已经被互联网平台搞得烟消火息了，大量门店贴出招租广告，整座整座城市的商业都如严冬一般萧条。
在街边门店被大片大片搞死、商家被迫转到互联网上卖货后，却发现平台上的竞争、内卷更残酷，平台高抽成，商家还要承担平台推广活动的费用，还要投入成本引流，最后绝大多数商家的利润都十分微薄，甚至是亏损。
我时常刷到一些视频，看到一些商家算自己辛苦经营一个月或一年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利润甚至还要倒亏钱的那种辛酸、苦涩、无奈，而平台却不管你是亏还是赚都要抽成30%左右。可以说，那些互联网平台在搞死那些街边门店后，又要压榨甚至搞死平台上的商家。
当然远不止外卖餐饮商家，整个互联网平台都是如此。我们看到，除了互联网平台能够赚取丰厚利润，就是一些头部带货主播大把大把赚钱，一个头部主播就可以赚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而没有流量的商家却在互联网上默默挣扎，更多的商家最后都死在了互联网平台那巨大而贪婪的口中。
互联网商业看似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从整个社会平均来看，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变成受害者，而几乎所有的利润都进入了平台垄断资本家的口袋。
当整个社会都变成受害者的时候，宁波餐饮商家集体退出平台这种事就必然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在全国大量发生。当整个商业最终只有几个平台资本家和少数头部主播赚钱、绝大多数生产产品的商家都亏钱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反平台、反高抽佣的潮流。
有人说平台经济是社会的进步，而我要说，如果平台经济只是少数平台资本家榨取广大商家、广大生产者、广大打工人的机器，只是收割全民财富的机器，那么它就绝不是什么社会的进步，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颗毒瘤，是到了一定阶段就必须切掉的毒瘤。
在这里，我要为宁波餐饮商家集体退出外卖平台、集体反高抽佣行动叫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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