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后,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前往第一线抗日,不过也分出一部分留守后方,负责保卫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同年12月,为统一管理,八路军留守兵团正式成立。
对这支部队,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都有特殊的感情,主席曾说:“我是非常信任留守兵团的。”
在王明从苏联回国、主张将权力中心搬到武汉去时,主席也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要去,你们去吧,我就带着留守兵团坚守清凉山,留守兵团是我们在边区的依靠。
得毛主席看重,又很少上战场,按道理来说留守兵团会比较平静。但事实上,内部依然会出现争议。
同样的情况,有的人喜用重典,有的人实事求是,思维不同导向也会不同,造成的结果就是双方展开激烈的碰撞。比如1941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幸好有人坚持,挽救了两名同志的性命。

当天,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的莫文骅正在办公室内翻阅文件,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走了进来,简单打过招呼后,就说西北局已通过决议,此次要处决两名359旅的干部。
359旅1939年奉命从前线返回陕甘宁,后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建制。也就是说,将要被处决的两人属于莫文骅的部下,可他之前并没有听到任何风声,眼下正是缺干部的关头,莫文骅认为应该慎重考虑。
于是就对陈正人说:现在先不要急着下定论,关乎人命,无论什么事都得调查清楚,要向萧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汇报一下才行。
他这话合情合理,萧劲光是留守兵团司令员,王震是359旅旅长,再怎么说也得有知情权。可陈正人考虑得简单直接:没这个必要,这件事情是西北局决定的,你只管执行。通报的话,事后你可以慢慢通报,不耽误。

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命令确实比留守兵团更大,但莫文骅还是觉得事关人命不能草率,一定要调查清楚,所以顶了回去:无论你怎么说,现在就是不行,我这个军法处绝对不执行!
陈正人愣了,没料到会有人敢不听从命令,就有些愤怒地指着莫文骅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本来陈正人对干部生命漠然的态度就让莫文骅有些不快,眼下被这样说,莫文骅也火了:还讲不讲王法了?只要我还在留守兵团,我看谁敢动?我可以不干,但事情一定要弄清楚,没调查完之前,谁都不准执行。
两人不欢而散。莫文骅知道必须要尽快把事情搞清楚,否则肯定要面临更大压力,于是立马安排人员去了解情况,这才得知了一场军民纠纷。

原来359旅的那两名干部为筹措粮食外出公干,在跟延长县县政府商议粮食价格时没谈拢,也不知是一方压得太低还是另一方狮子大开口,双方竟互相大骂,骂到最后还有人开了枪。
由于情况混乱,359旅干部和县大队都指责是对方开枪。消息上报后,西北局根据材料做出判断,认为是军队这边先开的火,就准备处决两名军队干部。
他们的依据有二,一来县大队人更多,现场说法肯定更偏向于他们;二来当时其实军民关系也常常出现矛盾,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边区的日子过得很艰苦,莫文骅回忆录里就说过:
“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所以中央正在大力整肃部队作风,西北局基于这层考虑,也想树立个典型。

莫文骅是政工干部,看到了问题,更希望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不是靠乱杀去粉饰太平,因此他选择了据理力争。
等萧劲光司令员回到驻地后,莫文骅立即向他汇报了此事,萧也觉得这样处置太过草率。此时萧兼任西北局委员,很快将事情上报。
朱总司令听后笑着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压服不行的,要讲点理。”毛主席也指示需把来龙去脉搞清楚,让双方一起去调查。
于是,莫文骅和陈正人一同抵达延长县,把双方都找来问话。最开始是各执一词,都指责对方开枪,没有个结果,莫文骅只好另想办法。

他在现场仔细观察,发现墙上有一枪眼,问是否为案发当天所留。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当天距离这面墙大约多远,答十几米。
莫文骅就站在差不多的位置,分别用县大队的“七九”枪和359旅的驳壳枪分别对着墙开了两枪。测量之后发现,“七九”枪所造成的枪眼跟案发那天的大小一致,驳壳枪则小很多。
事实摆在眼前,不用再多说,大家都知道了真正的开枪一方。莫文骅就问身旁的陈正人:“还杀人吗?杀谁?”陈正人没回应,莫文骅就提出建议:“算了吧,不杀人了,各方回去自己检讨好了。”
一场冲突以这种方式宣告平息,是个不错的结局。幸亏有莫文骅的坚持,否则就冤杀了两位好同志。

在本次事件中能看得出来,莫文骅是一个较真、认死理的人,而他在留守兵团任职期间,较真、认死理的经历远不止一次,还曾因此得罪过大人物。
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过,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空缺出来时,高岗一直在为这个职务活动。莫文骅考虑到高已身兼多职,精力分散对任何一件事都不利,反而会耽误各方面都工作,所以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提议由萧劲光兼任留守兵团政委。
不到三天,毛主席手令下来了,批复同意莫文骅的建议。这样,高的希望落空了,对留守兵团和莫文骅都很不满。此事对莫文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建国初期高的地位如日中天之际。
但莫文骅认为即便被打击也不后悔,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这种性格,非常难得,如果能多一些此类实事求是的干部,很多事情都结果,就会变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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