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非常的文艺，平常的文艺——从两本文艺学教材说起

本次论坛“非常时期文艺评论的价值和力量”的主题，与我近期关注的课题高度契合。从“价值和力量”维度，可将文艺及文艺评论划分为“非常的文艺”与“平常的文艺”两大类，这一划分贯穿古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两部影响深远的教材，恰是这两种文艺观念的时代见证，其内容演进、版本变迁所折射的时代脉络，值得深入探析。

一、非常的文艺：斗争与担当的精神旗帜

“非常的文艺”诞生于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关键节点，核心特征是充满斗争精神，秉持参与社会、干预现实的价值取向。俄苏文艺、五四文艺、延安文艺等均是典型代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非常的文艺”，多集中于朝代中兴之前的变革阶段。

（一）理论载体：《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思想印记

这部酝酿于四五十年代、60年代初正式出版的教材，经多次修订成为马列文论经典读本。主编以群作为延安时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其思想贯穿全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根基，系统阐释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层建筑属性、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民性、斗争性与先进性。在这部教材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这一核心观点与延安文艺、五四文艺一脉相承。

教材目录清晰呈现其核心逻辑：从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质，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源起与互动关系，再到文学的阶级属性、服务对象及继承革新规律，层层递进地构建了“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理论体系。

（二）实践形态：从抗战文艺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抗战文艺”是“非常的文艺”的典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左联”创作、东北抗联歌谣、沦陷区文艺家的流亡创作等，共同掀起抗战文艺高潮。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号角升华为国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1936年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标志着新文艺主流从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转向抗日救亡。毛主席提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1938年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周恩来倡导“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共同确立了文艺“革命的功利主义”原则——一切文艺活动围绕“振奋军民”展开，服务于抗战大局。

作家丁玲从“亭子间”文学青年转型为抗日前线文艺战士，当选中国文协主任后深入前线创作，毛主席以《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赞其“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彰显了党对文艺斗争的重视。诗人田间发起“街头诗运动”，主张“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战士”，其《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直白铿锵的节奏成为“鼓点诗”代表，闻一多评价其“是一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

延安鲁艺培养了茅盾、冼星海、艾青等大批文艺人才，其“战时”文艺思想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延续至70年代末。新中国前三十年，《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经典作品，歌剧《白毛女》、话剧《龙须沟》等文艺成果，始终围绕重大社会变革与时代主题，践行着“非常的文艺”的使命担当。

1978年后，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与和平环境的到来，使“战时文艺”影响渐弱，但在文艺规律、现实需求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下，其精神内核从未消失。

二、平常的文艺：多元与休闲的时代景观

“平常的文艺”兴盛于社会矛盾缓和、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和平时期，文艺形态凸显个性化、娱乐化特征，注重形式美感与休闲功能。社会承平日久，追求生活本真快乐成为主流，两汉辞赋、盛晚唐诗歌、南宋诗词及后世市井小说的繁荣，均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一）理论转型：《文学理论教程》的范式革新

1992年初版的《文学理论教程》，后成为全国高校通用的“红宝书”，历经五版修订仍具影响力。这部教材虽在序论提及马列主义文艺观与社会主义文艺特点，但核心突破在于整合了西方接受美学、叙事学等思潮，更重视文本建构、创作者情感抒发与读者参与，大量吸纳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打破了此前以现实斗争为核心的文艺理论框架，呈现出鲜明的知识性、整合性与开放性 。

教材结构清晰展现其多元视野：从文学理论的性质形态、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到文学创造的过程与原则，再到文学作品的类型层次、文学消费与接受的完整链条，构建了更为系统包容的文艺学知识体系。

（二）实践潮流：从世俗化探索到消费主义倾向

《文学理论教程》的兴起与时代文艺思潮同频共振。王蒙在《躲避崇高》中反思文艺过重的社会责任负担，倡导作家“向内转”关注人性与形式创新；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作品以世俗化风格引发全民关注，被称为“痞子文学”。二者共同推动文艺摆脱“崇高枷锁”，走向多元表达。

以刘震云、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避开重大社会事件与政治伦理议题，聚焦底层琐碎人生，成为“平常的文艺”的重要分支。这一时期的文艺逐渐疏离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助推消费主义思潮，使娱乐化成为主流倾向。

三、多元共生：文艺的时代选择与使命担当

“非常的文艺”重现实意义与工具价值，“平常的文艺”重娱乐功能与多元表达。新中国前三十年以“非常的文艺”为主导，1992年后“平常的文艺”成为潮流，但中国文联2018-2019年基层调研显示：贴合核心工作的文艺活动生机盎然，脱离现实的自娱自乐则导致文联工作边缘化。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非常的文艺”以抗疫文艺形态强势回归。张定宇院长的“鼓点诗”、黄永玉的《支援武汉》等作品，迅速凝聚起抗疫力量。各地民协发起创作倡议，民间文艺工作者以剪纸、民歌、雕刻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出歌颂英雄、科普防疫、驱疫迎祥三大类作品，通过网络平台形成“新街头诗运动”，扭转了初期消极情绪，奏响了全民抗疫的大合唱。

反观个别文艺工作者，如被反华媒体追捧的前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在非常时期固守个人主义表达，其“日记体”作品与主流舆论相悖，成为文艺脱离时代使命的反面典型。而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新写实主义崭露头角，虽契合当时“平常的文艺”潮流，但在时代变革后仍固守旧有观念，最终沦为历史笑柄。

结语

毛主席“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的思想、文艺评价的“效果标准”与“革命的功利主义”理念，至今仍具重要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必须继承延安文艺优良传统，坚守文艺服务国家利益、“振奋”民心的根本原则。明确“非常的文艺”“平常的文艺”与“多元共生文艺”的适用场景，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关键命题。中国文联及各团体会员单位，理应肩负起引领文艺方向、凝聚时代精神的重要责任。

2020年11月30日修改，2025年12月29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