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1]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5年1月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系统擘画了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路径，并明确了教育数字化作为发展新赛道和新优势的战略地位。[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数字化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新常态，[3]教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和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进程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教育强国指数位居全球第21位，[4]与美国等15个世界教育强国①仍有显著差距。这些国家争先抢占教育数字化这一全新赛道，将教师数字化转型视为推动本国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系统分析15个世界教育强国在推动教师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政策、举措和成效，有助于勾勒出教师数字化转型的强国图景和强国路径，为我国以打造强国之师为支点加快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提供参考借鉴。
一、教师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意蕴
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最前线的践行者与推动者，其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动能。教师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师教学实践与专业发展的全业务流程，通过对教育场景、教学教研、发展培训、评价考核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推动教师逐步形成与教育数字化转型高度适配的能力素养的过程。[5]
（一）为建设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
为抢占数字教育新赛道，世界教育强国正加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将教师数字化转型确立为数字教育建设的核心议题，通过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学能力，推动教育领域的全面革新与发展。如美国在《缩小数字访问、设计和使用鸿沟的行动呼吁：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中，将深化教师数字化转型、缩小教师数字鸿沟作为国家数字教育发展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从长远目标来看，教育强国建设旨在实现全过程教育公平、高质量教育水平、适切性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潜力，[6]这需要利用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流水线”式的教育形态，对学习环境、课程内容、育人模式、评价方法等进行系统性变革，为学生提供适配的教育，以培养出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合格公民和创新型人才。在此背景下，肩负人才培养使命的教师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技术的主动驾驭者，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模式、提升育人成效，才能有效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教育强国目标实现。
（二）为培养新质人才构筑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7]对此，加快打造能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队伍迫在眉睫，这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时代使命。教育系统必须加快培养出一大批具备成长心态与高意识学习特质、人机共生思维与AI渗透技能、人文精神与科技合伦行动力、开拓精神与“破界”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智慧、人类共同体思维与跨文化行动力的新质人才。[8]培养新质人才，要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贯通式设计与有序衔接，这不仅依赖科学、STEM、人工智能等技术专业课程教师，广大非技术专业课程教师同样至关重要。数字素养已成为所有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只有具备良好数字素养，教师才能主动借助AI等数字技术，创新教学、学习、评价等应用场景，灵活扮演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合作者、领导者等多重角色，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主动学习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社会情感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新质人才的培养规模与质量，拥有良好数字素养的教师队伍，能为新质人才培养营造更优发展生态。
（三）为打造强国之师提供新支点
《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将推进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作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应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9]教师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协同推进：既要提升教师个体的数字素养，也要推动教师队伍治理的现代化升级。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学、教研、培训、管理等教育全流程，为基于大数据开展精准化教师队伍治理创造了条件。在实践层面，数字化治理手段已展现出显著优势。如在教师线上培训中，通过采集和分析教师在培训过程中的行为、认知、情感等多模态数据，能够精准描绘教师个体画像，进而定制个性化发展路径，有效提升培训实效；通过搭建教师管理信息平台，对教师数量、质量、结构等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与分类应用，实现教师资源配置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调控。这种数字化转型彻底革新了传统以供给为导向、标准化的教师治理模式。通过建立需求导向的支持体系，为教师提供多元化、精准化服务，助力打造一支素质过硬、适应教育强国建设需求的教师队伍，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世界教育强国推动教师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方略
世界教育强国将教师数字化转型视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聚焦“转什么、怎么转、转得如何”三大核心议题，从标准构建、素养培育、数据治理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素养标准的确立为教师数字化转型指明目标方向；素养培育作为核心任务，通过系统化培养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数据治理则依托技术手段，动态监测并优化转型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与需求匹配。三者紧密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建起教师数字化转型的有机体系，推动转型实践有序开展 。
（一）以素养标准为指引，明晰教师数字化转型目标方向
标准是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规范，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工具，是衡量工作质量、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尺度。[10]放眼全球，世界教育强国普遍高度重视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构建，将其视为推动教师数字化转型的优先任务。例如，美国、韩国、挪威等国家，分别制定了《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标准》《面向智慧教育的教师能力框架》《教师专业数字能力框架》等教师数字素养标准；而德国、瑞典等国家，尽管没有制定相关标准，但是以欧盟的《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为参照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育工作。尽管这些标准在制定背景、参考依据以及内容表述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和要素上，已基本达成共识。总体而言，教师数字素养是指教师能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恰当地利用数字技术，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优化、创新与变革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态度[11]，实现学生的最优化发展以及教师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其中最核心的两大能力指向人机协同教学能力、数字安全和伦理道德能力。此外，英国等多个国家从以人为本的过程视角，构建了教师数字素养发展阶段模型。[12]以英国的《数字化教学专业框架》为例，其将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划分为探索、采用、领导三个阶段。这一模型就如同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搭建起的“脚手架”，能够帮助教师精准定位自身的素养现状，找到“最近发展区”，进而实现数字素养的进阶式发展。这为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有益借鉴。
（二）以能力提升为核心，实施教师数字素养精准化培育
数字素养提升是教师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任务和关键所在。因此，世界教育强国正在积极探索以教师发展需求为导向、基于具身教学实践的精准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育方式，重点围绕“靶向式”精准培训与沉浸式环境构建两大方向展开。
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开展“靶向式”精准培训。通过将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知识图谱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培训全流程，实现培训课程定制化、学习方式具身化、能力测评精准化与素养发展个性化，精准匹配不同区域和类别教师的多元发展需求。这一基于数字平台的个性化培训模式，已成为国际通行做法。如法国为教育工作者开发了数字素养认证系统，构建起“三阶段”成长路径：教育工作者首先通过自我评估明确素养基线，继而依据测评结果开展定制化课程学习，最后通过素质测评以诊断成效并获取认证。该系统以清晰的进阶路线与明确的能力指标，显著提升了教师数字素养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另一方面，打造智能化、沉浸式的素养培育环境。世界教育强国着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教学、学习、评价等全场景，构建“随手可用”的数字应用生态，帮助教师实现“用中学、学中用”。如俄罗斯从国家层面推动“数字教师助理”“数字学生助理”，将数字技术全面嵌入日常教学流程，有效减轻教师机械性、重复性工作负担，使其得以聚焦教学与专业发展。同时，各国还通过多元化支持模式助力教师成长：澳大利亚推行数字课堂官驻校计划，通过现场指导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支持；德国搭建“教育数字网络”平台，汇聚教育链各方力量，实现数字化教学经验的即时共享与协同创新。这些举措既优化了教师数字实践场景，又构建起协作共进的专业发展共同体，形成数字素养提升的长效机制。
（三）以数据治理为保障，推动教师数字化转型供需适配
教师对教育技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正逐步走向差异化和个性化，并对供给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13]因此，传统自上而下、标准化、经验式的供给模式无法满足教师的个性化发展需求，亟须以教师需求为导向、以数据为生产要素，对教师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全要素进行精准治理。对此，数据驱动的教师治理与供需沟通桥梁搭建成为关键路径：前者为精准供给提供数据支撑，后者则直接促进教育技术资源的有效匹配，二者相辅相成。
一方面，通过采集与整合教学实践、教师培训、人事管理等环节的多维数据，能够精准勾勒教师个体与群体画像，定位需求缺口与发展方向，进而提供适配的资源服务。世界教育强国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基础数据库的建设，积极开展数据驱动的教师队伍治理。如法国开发了数字教育仪表盘，集成教师培训、设备使用等数据，形成“数字教育战略资产”，为洞察教师数字素养培养状况、优化技术使用体验提供循证依据，有力支撑了教师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另一方面，针对教育技术产品供给与教师个性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世界教育强国着力搭建数字教育交易平台、简化技术采购业务流程、提供技术产品试用服务等多种方式帮助教师更便捷、更精准地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优质教育技术产品和服务。如英国政府以“用户至上、需求驱动”为原则，对200多项数字服务进行升级改造，包括简化教师购买教育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流程、为教师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等，以更好地满足教师的数字化转型需求。通过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教育技术产品供需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教师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三、教育强国视域下的中国教师数字化转型路径
世界教育强国的经验固然可贵，但仍应立足于我国“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教师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境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顶层设计、供需适配、精准培育和整校推进方面入手，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数字化转型道路。
（一）完善顶层设计，以素养标准为指引构建教师素养发展体系
2022年11月，我国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为新时代教师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为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监测评价提供了依据。2023年11月和12月，我国依次发布《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南》和《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南》。然而，本应形成有序统一、相互关照逻辑体系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和评价标准却存在着术语不一致、内涵不清晰、要素不统一、构建逻辑不完善等问题。纵观世界教育强国的经验做法，学生或公民的数字素养标准是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构建的逻辑起点，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则成为教师培训、评价和认证的重要参照，各环节应保持术语、内涵、要素的一脉相承和前后接续。对此，我国亟待优化顶层设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学生数字素养标准为基准构建相互适应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体系，推动基于标准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育—评价—认证”一体化发展。
首先，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构建面向不同群体（师范生、教师、校长等）、涵盖不同能力层次（新手、熟手、专家等）的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标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14]，这是对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在教育教学中的角色和职责差异，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例如，针对师范生，着重培养其数字技术的基础应用能力和对数字化教育理念的理解；对于专家型教师，则更强调其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引领示范方面的能力。
其次，以标准为指引，优化教师数字素养培训、评价、考核、认证等机制，面向不同群体制定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培养方案，构建基于标准的“需求诊断—具身培训—能力测评—资格认证—再培训”螺旋上升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在培训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实践操作等方式，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应用能力。同时，加强对教师培训效果的跟踪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培训的有效性。
最后，建立数据驱动的教师数字化转型绩效评估制度，将数字素养作为校长、教师年终考核、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通过对教师数字素养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评估，全面、客观地评价教师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和成果，激励教师积极提升自身数字素养，推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在评估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学科教师的实际情况，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二）推动供需适配，以教师需求为导向优化数字教育服务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教师培训，有助于满足不同区域、群体教师的多样化、差异化发展需求，实现教师培训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精准适配，显著提升教师培训成效。对此，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从制度与技术两个层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在制度层面，需完善政策保障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为教师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在技术层面，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分析、匹配与推送。
在制度层面，构建需求驱动的教师数字化转型治理机制。坚持“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主动回应教师需求，引导教师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政府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搭建政企家校社共同参与数字教育治理的平台，让教师真正参与从数字教育政策制定到数字化教学实践开展的全业务链中。建立常态化供需监测机制，定期了解教师对教育资源、教师培训、基础设施等供给情况的评价与需求，及时调整供需关系。赋予教师自主权，通过设置“教师账户”、定制培训等多种方式，允许教师自主选购技术和资源、定制数字素养发展路径，充分激发教师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性。
在技术层面，构建数据驱动的教师数字化转型支持服务体系。简化数字服务流程，将散落在各级各类平台中的资源、工具、数据等进行有序整合，让教师能够一键获取所需的资源与服务。加快建设“教师数字驾驶舱”，通过对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级教师数字素养画像的精准绘制，及时调整供需关系，制定更有效的教师发展政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学习习惯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精准推送符合教师个性化需求的教学资源、培训课程，为教师提供智能化、精准化的支持服务。比如，根据教师所授学科、教学阶段及实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智能推送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方案，助力教师提升教学质量。
（三）转向精准培育，以国家平台为抓手推动教师素养个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6]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教师研修已成为我国推动教师大规模专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成为推动教师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未来，继续以国家平台为抓手，推动基于平台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规模化走向精准化。
基于国家平台构建“国家—省市—区县—校”纵向贯通、“日常教学—教师培训—教师评价—教师管理”横向联通的教师专业发展云平台。云平台以教师个体为对象、以优质资源为基础、以数据为要素，致力于为教师提供人机协同发展、个体定制学习和群体智慧共成的生态环境。在平台资源上，围绕备课、上课、作业、教研、家校沟通等教师最关切的核心应用场景，为教师提供海量优质、形式多样、可供定制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工具，满足不同区域、学段、境域教师的多样化发展需求；通过建立资源建设标准和遴选机制、引入用户生成内容机制等多种措施，实现资源的供需适配、共建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在功能设计上，将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等新技术嵌入云平台，把教师能力水平与资源、工具、服务等进行智能关联，实现教师研修资源的精准化推送、教师专业发展的全过程管理、教师能力素养的智能化测评，帮助教师实现数字素养的个性化发展。教师登录云平台后，系统根据其当前的数字素养水平和教学需求，自动推荐合适的研修课程和学习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实时跟踪教师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及时调整学习计划；学习结束后，通过智能化测评准确评估教师的能力提升情况，为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四）聚焦课堂教学，以整校推进为路径促使教师沉浸式转型
在教育数字化的浪潮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与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课堂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场所，既是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的主阵地，也是培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理想试炼场。因此，应紧紧围绕课堂这一关键领域，以教师为服务重点，将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有机融入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进程之中。
首先，提升校长数字领导力。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引领者，其数字领导力水平直接影响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成败。[17]要将校长数字领导力提升作为学校数字化转型的优先事项。建议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开辟校长研修空间，通过专题培训、交流研讨、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着力提升校长数字领导力。例如，定期组织校长开展数字化教育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分享前沿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鼓励校长间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分享各自学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问题挑战；设立相关课题，引导校长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开展数字化转型研究，推动学校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其次，提升教师数字教学力。教师是教育的中坚力量。因此，要聚焦教学实践，为教师提供长周期、持续性、个性化的具身式培训。以区域为单位，组建由数字教育专家、教研员、技术人员、优秀教师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支持服务团队，为教师提供一对一的“上门”指导和服务。通过名师工作室、跨学科教研、跨校虚拟共体等多种方式，为教师营造“个体素养发展+群体智慧生成”的生态环境。比如，名师工作室可以定期组织教学研讨活动，分享优秀的数字化教学案例和教学方法；鼓励不同学科教师共同探索数字化技术在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拓宽教师的教学视野；借助跨校虚拟共同体打破校际界限，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数字教学力。
最后，打造智能化数字基座。统筹规划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发展路径，搭建集成式、智能化的数字基座，为教师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培训和支持服务。学校围绕区域规划制定更具操作性的学校数字化发展规划，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学、学习、评价、管理等场景中的普及应用，为教师数字化转型打造浸润式的发展环境。例如，利用数字基座整合区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能教学评价，为教师调整教学策略提供依据，助力教师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教学要求，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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